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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头，打得我心慌脚乱，低头去看油门踏板，脑壳上又挨了一拳。我真想冒火，但想起了党的期望和学习纪律，竭力克制住自己，继续开着车子行驶。

我们也有最高兴的时候，那要算长途驾驶。从迪化向西北方向的乌苏开去，或者越过达坂城的崇山峻岭，开向天山南麓的吐鲁番盆地。一来回就是好几天，每个人都能连续地开好几个小时。9月，吐鲁番火洲的葡萄熟了，每村每户门首的葡萄架凉荫遮天蔽日，串串无核白葡萄就像珍珠似的挂在绿荫里。这时公路上热辣辣的难受，那些教官一个个把车子扔在公路边，钻进葡萄园里去了，吃完葡萄索性躲进坎儿井里睡觉乘凉。这时候，没有这些家伙打扰，我们就痛痛快快的开上它半天。9月的火洲相当炎热，鸡蛋和面饼放在石头上都能晒熟。赤日似火，戈壁滩上气浪滚滚。我们开着汽车，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热，反而像吃过甜葡萄，全身上下都凉滋滋的，手脚也灵活了，头脑也清醒了。

学完开汽车，接着就学习开坦克。

这里的坦克，只不过是几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旧车子，半天发动不着。盛世才的装甲大队有200多人，装备有轻型和重型两种装甲车，轻装甲车有两挺“德克特拉瓦”机关枪，重型多一门七五公分炮。我们第四排被分配学习装有轻机枪和小炮的装甲车，这就引起了他排同志的羡慕，每天在营房里看见我们学习回来，总要和我们开玩笑：“快看啦，红军的装甲旅来了！”我们听了心里自然高兴，但有时心里也感到不安，觉得学不好就对不住同志们。

这些教官比汽车部队里的教官更反动，其中还混杂特务。他们的官衔比别的部队高，排长一般都是中尉，还有上尉，讲课时洋腔怪调，故意叫我们“坐飞机”，头昏脑涨，不懂还不许发问。每当我们在学习上提出一点要求，教官就把眼一瞪，轻蔑地说：“没学会爬，就想飞起来啦！”那些特务还利用教学机会来刺探我们内部情况。我们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教员不好好讲，我们就自己苦心钻研，同志间展开互助，包教保学。上课时每个人都带笔记本，细心听讲，把内容尽量详细的记下来，然后利用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对着笔记相互参考，相互补充，凑在一起就全面了。疑难问题解答不了，我们可以不吃饭，可以不休息，除非真正弄懂才罢手。

星期天，那些教官和盛世才的学员早就溜到街上喝酒作乐去了，但对我们来讲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学习机会。早晨起来，同志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拿着笔记本进行讨论。这现象不久就被教官发现了，说什么不遵守坦克学校纪律，还要处罚我们。抓紧时间学习，在旧军队里也是一种罪过啊！

实习那天，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因为就在今天，我们的一双手就可以摸到盼望已久的装甲车了。谁知道这时候教官的鬼名堂又来了，让从旁边的车门爬上爬下，学了一星期的上车下车动作。就是这样，都是求之不得的啊！我们这些放牛出身的穷孩子，是党培养我们提高了觉悟，学习了文化，如今又学习开坦克，为我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开辟道路，谁打心眼里不激动呢？谁不想找机会多摸摸车子呢，就是呆在旁边多看几眼也痛快呀！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4）

1939年6月，我们学完了装甲车，准备学习新式坦克，等了好久，根本没有见到新式坦克是个啥样子。支队首长知道那些教官故意拖延时间和我们为难，就组织我们到城西20多里的地方去野营。就在这时候，周恩来副主席由重庆去苏联，经过迪化时专门下飞机来野营地看望我们。周恩来同志给我们分析了国内外的局势，还说，大家学得好，中央都知道，不要看现在底子薄，很快我们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是啊，我们多么希望早日能有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啊！

王元喜——

我参军时没什么文化，学习汽车挺费劲，在家乡没见过这玩意儿。学习开汽车是在盛世才的汽车局学习，地点在西大桥，后来搬到东门外。开始学习汽车原理，教员在上面画图画，讲解发动机四个行程即吸气、压气、爆发、排气循环。学了三天，还真的没弄懂，我们就起立问教员。教员还不错，很耐心地给我们解答，并把*拿到讲台上，给同学们上下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刻苦努力，我搞懂了汽车原理和它的作用。

理论学习一段后转入实际操作。我操作的是苏式汽车吉斯五，教员坐在身旁指挥，如何挂挡、启动。由于我头一次开汽车精神高度紧张，把车子一下子开到沟里去了。老师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