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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31�3％），文盲、半文盲文化程度的居民中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低，仅为21�4％，相当于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的1/3。在全部数据系列中，可以明显看到由低到高的七种文化程度人群中，呈现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消息灵通程度由弱到强的递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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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2）

关于文化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我们对其相关性和递进趋势，可作图5…3如下：

图5…3文化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

这里，一个极具知性意义的结论是：在灾难来临之际，“流言止于知（智）者”（《荀子·大略》）的古老法则并不能在此中得到体现，相反，在灾难初起时期，由于对短缺信息的高度敏感，愈是有文化的人群，愈是流言的中介。

对于中产阶层研究来说，更具有论证意义的是，“五大城市非典调查”还表明：收入程度的不同也与获取SARS消息能力的不同之间具有线性关联。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4000～8000元以及8000元以上收入程度的居民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高，分别达59�0　％和56�3　％，其次是2000～4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47�1％），其次是1000～2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43�9％），其次是600～1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32�1％），而300～600元以及300元以下收入程度的贫困居民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低，分别为23�7％和30�4％。在全部数据系列中，可以明显看到由低到高的七种收入程度人群中，也呈现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消息灵通程度由弱到强的递进趋势。

关于收入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我们对其相关性和递进趋势，可作图5…4如下：

图5…4收入水平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

数据表明，流言的最初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敏感人群，并且，进一步讲，这些明显的敏感人群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相反，他们属于文化程度较高、收入较为丰厚的中产阶层。

流言敏感的原因及治理策略

从我们在上文中对于社会流言的本质的讨论可以见出，中产阶层对于流言的高度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单单理解为其信息视点的敏锐或是生活态度的脆弱，而更应理解为其在社会风险中的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有关这种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的来源，可能来自于以下方面：

①由于利益关联所促发的信息敏感；

②对于信息的较高的解读水平；

③对媒介的高接触率；

④活动范围的广泛；

⑤闲暇时间的富足；

⑥社会交往群体属性的多元性。

我们倾向于认为，流言的正面作用是使得早期的受众可以对潜在的社会风险获得预警并萌发对信息知晓权的奋争，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具有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有利于人们更有竞争力地生存。而对于与信息敏感人群相对的不够敏感的人群而言，则在无形中促使其在信息生活层面更加弱势化。这无论是对于教育传播工程而言，还是对于社会保障系统的建构而言，都额外地提出了一个沉重的工作课题。

流言的最初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敏感人群，意味着传播控制者在流言管理的问题上，有可能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

①对于流言的早期传播，可以通过主要对敏感人群作正向传播来更好地预防流言传播范围扩大和烈度增强；

②在流言传播的中期，通过类似的工作，可以更好地产生澄清事实的效用；

③由于这一人群属于文化程度、社会地位较高的中产阶层，因此，对于他们的说服必须采用较为合理的传播对策。举例而言，以“两面说”的方法施于其身远比“一面说”更为有效。就此而言，我们感到，那种试图以简单化的“正面宣传”理念来统摄传播管理的做法——这一做法曾经多次被证明是虚妄的和落后的——在这里，在有关流言控制的实证研究中，其非科学亦非明智的属性，再次得到了检验。

流言的信道依赖及其他

研究SARS流言的传播，一个重要的旨趣在于揭示其对媒介的使用。然而，从传播路径来看，调查揭示了中国民众在灾害事件中对于流言的接受主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