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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大的意义，而且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淳于长案发时间应在十月以前。

其次，淳于长从案发到被逮捕入狱，进而死于狱中，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罢官并遣回封国，估计王莽并没有把他调戏许皇后的事告诉成帝，所以才会从轻处罚。第二个阶段是成帝生疑，重新把已经回到封国的淳于长又抓了起来，经拷问才知道他曾经犯有调戏许皇后的重罪，于是淳于长很快便死于狱中。他死的时间是十一月。再次证明第一阶段发生的时间也应在十月以前。

最后，翟方进受淳于长案牵连，仅仅因为他与淳于长的私交，这种关联性并无需调查取证。按西汉律法，一人犯罪，其好友便理所当然地要受到牵连。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成帝为翟方进开脱罪责，是发生在淳于长案发之初，即九、十月之间。

那么，从绥和元年九、十月到绥和二年二月之间的4至5个月时间里，必定发生了什么令成帝痛心疾首的严重事件，才使得这位素来温和得近乎窝囊的皇帝一反常态地对翟方进起了杀心。《汉书》中，无论翟方进还是成帝的传记中都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线索出现在成帝的“爱人同志”张放的传记里。其间有这样几句话：“丞相（翟）方进复奏（张）放，上不得已，免（张）放，赐钱五百万，遣就国。数月，成帝崩，（张）放思慕哭泣而死。”　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文字中至少隐含了如下三层信息：

其一，张放最后一次被逐出朝廷的时间是在成帝驾崩之前几个月，而成帝驾崩的时间是绥和二年三月。从时间上看，极有可能是发生在淳于长案发第一阶段（即成帝为翟方进开脱罪责）之后。

其二，“张放传”的上述文字中，并没有提到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弹劾张放。如果有的话，以《汉书》严谨的叙事风格，肯定会在文字中有所表现，至少也会在“丞相方进”后面加一个“等”字。这一次甚至有可能连王太后都没有参与，因为她的前几次参与都有明确的记载。因此，成帝如果要恨，便只会恨翟方进一个人。而且，翟方进已经不是“初犯”，张放第一次被逐出朝廷时，薛宣是主谋，他便曾是帮凶。

深藏的阴谋（3）

其三，引用的上述文字中有一句话，“上不得已，免放，赐钱五百万，遣就国”。说明成帝实在是顶不住压力，迫不得已才罢免了张放，但又念念不忘，于是便深情地赐给他500万钱，然后遣回封国。

这个压力从哪里来？自然是从丞相翟方进这里来。翟方进这个人素来强势而尖刻，以他的性格，完全干得出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事情。

在成帝赐死翟方进的册书中，有两句耐人寻味的话，“朕既已改，君其自思”　。成帝说他自己“既已改”，自然是指翟方进此前对他的某种批评。但究竟“改”的是什么？成帝并没有明说，更没有提到张放的名字——怎么可能提呢？他只是在长篇大论地数落了翟方进的诸多不是之后，笔锋一转，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两句话。

但结合上述分析，便不难看出，除了驱逐张放一事之外，应该没有其他事情可指；否则，他一定会明确指出来的。这两句话，再次印证了翟方进之死与张放被逐直接相关。

于是，成帝的一切举动便完全合乎逻辑了。

他当初之所以为翟方进开脱罪责，恰恰是因为一个重要的隐情：爱人同志刚刚被召回朝一年多，好日子还没有过够，但他却要成天提心吊胆，担心说不定哪天又被某个不识时务的重臣来个“犯颜直谏”，再次把他们拆开。

而最有可能“犯颜直谏”的臣子则非翟方进莫属——此时首辅王根已经下台，况且他也不是那种能够“犯颜直谏”的人，王氏的“枪手”谷永已在头一年病逝。除了翟方进，实在找不出第二个能让成帝忌惮的人了。

因此，成帝定然认为，自己这次对翟方进如此“以德报怨”，他即使不会肝脑涂地，也断然不至于再像当年那样不识时务。

这位可怜的天子只想和自己的“男爱人”过上几天耳鬓厮磨的平静日子。

但他这回又看错人了。翟方进不但还是那么不识时务，而且还不识好歹。他刚刚从淳于长案中解脱出来没多久，便以更强势的态度上书，逼着成帝罢免了张放，并且还遣其返回封国。

这一次成了成帝和张放的永别。

张放亦非薄情郎。惊悉“爱人同志”去世的消息后，他便连续数日因“思慕哭泣而死”。此为后话。

如果成帝对翟方进的态度在四、五个月之间发生逆转是符合逻辑的，那么，李寻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