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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妻的智商，她早已经认识到王章此行必定凶多吉少，说明她也曾为王章的这个决定之成败进行过细致深入的分析。《汉书》里用了几句话来描述这个情节：“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一个“果（下廷尉狱）”字，显然是为了证明王妻分析之正确。

总之，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章对王凤的攻击，绝非为天下社稷所计。

王章为政一生并无多少可圈可点的建树，“挑战权贵”几乎成了他博取功名的唯一手段。

他在宣帝朝末年进入仕途，初为文学小吏，稍后便迁谏大夫。宣帝晚年时逐渐养成了“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毛病，对那些敢于弹劾权贵的言事官，有一种特殊的青睐。

王章升任谏大夫后，屡屡因此获得宣帝的欣赏，使他的“敢直言”风格名满朝廷。但这段从政经历也给王章带来了一生的影响，使他把自己一生的职业价值定位在所谓的“敢直言”或“挑战权贵”上，正是这样的定位使他最终没有能够超越自己的宿命。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王章的所谓　“敢直言”绝非史书所说是出于“忠直”：他历事宣、元、成三朝，元、成二帝都是出了名的“昏君”，多有荒唐之举，但却不见王章有过“劝主之谏”。——他不是看不到天子的毛病，而是不敢也不愿得罪他们。

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讲，绝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会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价值基础，这个价值基础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我定位。职业价值基础一旦形成，便会成为影响人一生的宿命性元素，或因之而兴，或因之而亡。

在宣帝朝那样的政治环境中，王章的职业价值定位逐渐形成。元帝即位后，他被擢升为左曹中郎将，其地位仅次于九卿，与太子太傅之类的列卿相等。

王章在元帝朝敢于弹劾石显，除了源自职业价值定位之外，还与他的一个错误判断相关：他以为元帝纯粹是被石显这样的奸佞小人迷糊了双眼，却不知道这正是元帝本人的权术使然（本书前文已有交待）。

在这样的错误判断下，王章等人便会自然而然地生出另一种侥幸的欲望：如果帮助元帝认清石显的嘴脸，自己便会是最大的功臣，前途将不可限量。

但这正是王章的迂愚之处，也是他在成帝朝犯下了同样错误的根源所在。

但是，这一次的代价显然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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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错胎

“王章事件”是成帝的皇帝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王商和王章两人的策动下，他与王凤的两次正面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都不是王凤有多么强大，而是他自己在关键时刻战胜不了自己的弱点。他输给了自己。

或许成帝对自己也彻底失望了，从此便不再有任何独揽乾坤的企图，而是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任由王凤及其继任者们摆布朝局。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声色犬马的极度享乐上来。

王章被处死后的几个月，次年（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夏天，光禄大夫刘向上封事（密奏），长篇大论地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刘氏皇统面临的危机，希望成帝以祖宗社稷的大局为重，“援近宗室”，“黜远外戚”。

成帝看了刘向的奏书后，专门召见了他，虽然“叹息悲伤其意，”最终却只说了一句话：先生不必再说了，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

说是这么说，但未见他有任何动静。

从“王章事件”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冯野王始终没有参与过，甚至并不知情，他那时远在琅邪郡做太守。但王凤不可能放过这位声名卓著的政治宿敌，他必须趁着胜利的大好形势彻底解除来自冯野王的威胁。

冯野王也是个聪明人。当他获悉“王章事件”后，便忧惧成病，于是向朝廷请了3个月的病假。病假期满后病情仍不见好转，朝廷便批准他续假（即“赐告”）。冯野王便携妻儿回到杜陵老家寻医问药。

杜陵就在京师长安附近，估计冯野王寻医问药是假，借机回京刺探风声是真。

汉代官吏的休假，除了冬至日和夏至日等“法定节日”（时称“日至”）外，还有3种休假：

第1种是每5日休1日的“休沐”（在皇宫值班者是每10日出休1日）。

这种假日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周末，最早是为了让官员们经常有时间洗澡，别弄得臭烘烘的影响朝廷的脸面。

第2种是“宁”，是丧假的专称。

第3种是“告”，是因功或因病的休假，分为“予告”和“赐告”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