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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本书的主旨在于呈现西汉王朝落日余晖之全景，而元帝朝是公认的“由盛及衰”的分水岭。因此，在文帝朝做背景式的介绍之后，随即转入元帝朝。

其三，哀帝驾崩后，年仅9岁的平帝刘衎不过是个摆设。帝国的权柄随后便落入王莽的手中，同时也意味着刘氏皇统失去了对帝国的最高控制权。因此，把平帝朝的叙述，索性纳入“下篇”。

“下篇”共分3章，叙述王莽从崛起到灭亡的全过程。

王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他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通过“上篇”的叙述，我们便不难发现，王莽身上许多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同样是他身处的时代使然。比如他著名的“托古改制”，实际上不是在“托古”，他是真诚地想要“复古”——企图通过表象的复制，来实现存在于当时儒生们心中共同的“圣朝愿景”。

王莽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在当时的儒生们中间，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们绝非王莽一个人空穴来风式的奇思妙想。

换言之，王莽可以算得上是儒家学说之最彻底的教条主义者，他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儒家学说“是古非今”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失败。

因此，只有结合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我们才能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有更真切的理解和反思。

在完成对王莽的全部叙述之后，还安排了一个“尾议”。目的在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汉王朝的最后50年，那么多匪夷所思的“荒谬”人与“荒唐”事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的看法是：这里面都有儒家学说惹的祸。

一家之言而已。权当这样的妄议，是不惜抛出“陋砖”，引出读者朋友心中熠熠生辉的“美玉”。如果能够为读者朋友带来一些启发，哪怕是窃笑，我的所有努力，都可以算得上是有了丰盛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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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大任（1）

上篇：树根藤苗——刘氏皇统的家风与国运

《庸才当道》第1章　参天大树

天降大任

当太尉周勃等人派出的代表一路驱驰赶到偏远的中都城，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代王府时，代王刘恒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是来迎接自己去长安登基的。

事前一点儿征兆也没有。将信将疑的刘恒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局弄得且喜且惧，一时真假莫辨，吉凶难测。

他迅速把代王国的核心臣僚们召集起来，共商应对之策。

中都城位于今天山西平遥古城的西部，是代王国的都城。中都与长安，两地相距遥远，即使在今天直来直去的铁路交通，也有500多公里的路程。

代国臣僚们虽然对长安刚刚发生的政变——吕氏外戚集团被悉数诛杀——略有所知，但对朝局最新的具体情况却并不十分了解，更不清楚周勃等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更重要的是，此时控制帝国权力中枢的大臣，如周勃、陈平等人，都是一些当年随刘邦出生入死的虎狼之辈。如今刘邦、吕雉已逝，权倾朝野的吕氏外戚集团悉数获诛，已经没有人能够镇得住他们了。

——万一他们生出难测的祸心，首先遭难的便是刘氏宗室的子弟。作为刘邦的亲儿子，刘恒更是首当其冲。

因此，以郎中令（负责王宫警卫）张武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臣僚一致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他们担心在所谓“迎立新君”的背后，是“请君入瓮”的阴谋，因此建议刘恒谨慎从事，假装生病，拖延时日，以静观其变；一切要等到时局明朗之后再做计议。

但中尉（负责都城治安）宋昌独以为“群臣之议皆非也”。他力陈如下六条理由，认为此事并无凶险：

其一，刘氏为天下之主，是大势所归、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潮流，绝非少数几个人就能扭转得了的。

其二，高祖当年所封诸位刘氏子弟的侯国，占据着帝国的各个关键区域，以“犬牙相制”之态，共同形成互为犄角而又互相制衡的局面。这样的布局坚如磐石，即使发生异姓叛乱，也不容易被破解。

其三，汉兴以来，“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刘氏政权已经深得人心。

其四，最说明问题的是，吕氏外戚虽然专弄朝政多年，但此次政变时，太尉周勃孤身持节驱入北军（京师两大卫戍部队之一），高呼一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全军将士悉数左袒，为刘氏而倒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