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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立场问题高于一切”，儿女亲家这层亲戚关系不会影响史丹在大是大非上的“政治立场”。

况且史商把女儿嫁到王家，看起来像是派过去的一个“卧底”。按张匡的说法，王俊写好上书要告发他亲爹，却被他自己的老婆把它拿回了娘家给史丹看。“（史）丹恶其父子乖忤，为女求去”。这个说法显然是在为史丹开脱。张匡深深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自己在城门放火，切不可殃及史丹这条谁也不敢得罪的大“池鱼”。否则，史丹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史丹看到了张匡冲在最前面，并且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便再无后顾之忧，于是便联合其他重臣一起，要给王商致命的一击。

他们上书说，王商“位三公，爵列侯，亲受诏策为天下师，不遵法度以翼国家，而回僻下媚以进其私，执左道以乱政，为臣不忠，罔上不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成帝立即把他逮捕入诏狱。

但成帝素来敬重王商，对张匡、史丹等人的险恶居心洞若观火，于是便批复说：不予追究。

事态的发展已成骑虎之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王凤便再不可能作壁上观。《汉书》中只用了短短4个字——“（王）凤固争之”，便传神地再现了王凤的努力与威力。经过几年的经营，他此时已今非昔比，即便是如何处置“丞相”这样的天子重臣，也是一言九鼎。

成帝拗不过王凤，只好下诏确认了王商的“犯罪事实”，对他进行了全盘否定，要求“使者收丞相印绶”。

这显然是成帝的缓兵之计，因为他在这个诏书中，专门强调要赦免王商之罪，或许是等这股风头过去之后再重新起用他，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做惯了人上人的王商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

被罢官才3天，王商便发病吐血而死。

王凤深谙“除恶务尽”之理，于是趁热打铁把在朝中担任“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等等要职的王商子弟亲属，悉数出补为地方官，以避免他的后人卷土重来。

不仅如此，王凤还指使同党上书，建议收回王商的爵位和封邑。

成帝迫于王凤、史丹等人的压力，违心地牺牲了自己的股肱之臣，心里自然也不痛快。他不但对这个上书置之不理，还反而迅速下诏，令王商长子王安嗣爵为乐昌侯。

两个月后，成帝任命张禹接任丞相，企图重新形成对王凤的制衡。但张禹显然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

王商不仅是儒家经学的热情追随者，也热衷于把它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武器。当年的琅邪太守杨肜便因为本郡灾害频呈，才险些栽在他的手里；他后来还在长安城洪水之乱中挣足了面子和人气。这些都是儒家经学思想给他带来的好处，但如今，同样的思想却又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或许这就是人间宿命的讽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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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架空的皇帝（1）

把丞相王商这个最强大的对手消灭之后，王凤多少有些忘乎所以了。

成帝这时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的舅舅远远不像儿时的记忆中那么可亲可爱。他哪里是一个臣子，简直像一位专制的父亲。

在王凤眼里，成帝永远是一个没有独立能力的孩子，虽然这时候已经30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中年人”了，况且他即位已达9年之久，但没有王凤的允诺，这位皇帝除了斗鸡走马玩女人，什么正事儿也做不了主。

大儒刘向有一个小儿子叫刘歆，很小的时候便精通《诗经》、《尚书》等儒学经典，长大后，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诸学无所不通。刘向是今文经学的大家，刘歆则是古文经学的泰斗，父子二人均可称作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有人向成帝推荐这位稀世大才子。同样热衷于经学的成帝便把刘歆召来亲自考察，结果他的应对卓然超绝，令成帝喜出望外，马上就想任命他为中常侍。

中常侍一职其实只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职，主要授予皇帝的近臣，使之能够给事于天子左右，以备顾问应对之需。

但就在成帝命人取来中常侍衣冠，准备行拜官之礼时，左右近侍都来提醒他，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向大将军王凤汇报呢。

成帝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小事情，不用向他汇报了。

左右皆惶恐，叩头谏阻。

成帝无奈，便亲自找王凤去说要拜刘歆为中常侍；没有料到王凤死活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