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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党的关系，不是党员，但在党的领导下奋不顾身，上头一有指示，马上去行动。钱是自己去找的，具体的领导是我们的老前辈，李桦、也夫、陈烟桥等，一年做两次展览会，不像今天这么简单。党什么都不管，连饭也不管，挂画一切都是自己来的，这样的状态底下感觉一切都那么好。

记：那时是有一种激情吧？

答：我跑到上海旺角，买了一块大板子，自己用三轮车运回到住的地方，自己打稿子，刻了九天九夜，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都没有发表，稿费也没有拿，义卖后卖了两三千块钱，全部慰问了解放军，后来这幅画拿到朝鲜送给金日成了。〃文革〃中把这张画挂起来，当做黑画，说我把解放军画得这么矮，是贬低解放军。我想我当年是怎样的工作，条件多不好，你们现在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却没我有出息，你们有什么资格讲我呢！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

记：我看了您的文章，里面说：〃他妈的，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时光？〃那您的画风是怎样形成的？

答：是的，画风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根据不同的经历，学习过程演变出来的，不是想改变就改变的，不像整容，是说改就改的事情。

记：五六十年代，在还有些自由的情况下，艺术的交流是怎样的呢？

答：在困难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偷安，能很实际地生活，我没感觉到文化革命时特别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革命、反右、肃反和我还没有关系。三年困难时就想，明明好好的，为什么要没有饭吃呢？我曾写过一封信给香港的朋友，告诉他们不要寄东西来了，我要与大众一起。〃文革〃时感觉越来越不正常了，〃文革〃末期，当林彪摔下来的时候，感觉是很不正常了，这个事情是逐渐认识的。那时高兴地以为〃四人帮〃要完蛋了，结果不是这样，他们反而掌握了旗帜了。所以，我自己也不清楚了。

记：那时不痛苦吗，不能画画、写字？

答：不痛苦，因为大家都一样，劳动，哪里有空去痛苦呢？很累，没有闲情逸致的。不要说我们，古代的那些在奴隶船上的人，每天摇啊摇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是痛苦的，但他们只是想活下去，如果想痛苦的事情，他们也活不下去的。在小组会上，大家谈到为什么我们愿意改造，包括死刑犯，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时，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家就批判我，当然是这样了。为什么国民党的人，如杜聿明等愿意接受改造，还是觉得活着好吧。

记：当时黑画事情出来后，您怎么对待？

答：我能怎么对待，就完蛋了吗，那怎么对待。所谓黑画，说我，我就很被动。如果有机会辩论，几句话他们就无话可说了嘛。猫头鹰为什么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

记：那〃文革〃之后去香港有什么机缘？

答：能够去了就去了，允许去了我就去了，不是自由的问题。几十年来在北京我也没觉得不自由，自由是自己给的，不是别人给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很少情况下是别人命令我做的，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大跃进的作品，我不是如实描写，是我加入自己的艺术处理，不一样就是一种自由了。人家说，大跃进是谎话，谷子上可以跳舞。我说我看得真开心，一群人在稻谷上跳舞，羊长得比牛还大的事情，我不是相信，我只是觉得人家说谎、我表达出来很开心而已。有的事情不是用诚实与否来断定。从我的角度来讲，开始乱讲话是有道理的，道理高深，我都不太明白，跟着做是没错，一定有道理，包括让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慢慢感觉有问题，到林彪死了，才逐渐明白，其实一帮人是把政治越来越当做儿戏，把生命当儿戏，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

记：您新出的木刻集，和1999年的画展我都去看过，1999年到现在，这些年的画有哪些新的题材？

答：都是新的。

记：有没有印象深的？您觉得很得意的？

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2）

答：都是印象深的，新的阶段，看作品不从这个角度讲。有些人怕大家忘了他，隔几年开一个展览会，把他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展。我吗，我不停地工作，我不能说我讨厌生活才画，当然我喜欢我的生活，我相信我的观众也喜欢我做的画，我想让大家看我是怎样在工作。不能说我的每张画都有深刻意义，明明没有意义嘛！为什么五张八张都画这个，有的豪放一点，有的用另外的方式，是因为自己也在研究，这个过程让大家看看。什么意义啊、崇高啊都是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