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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了没有。我立刻找到黑蛮，让他把记者的车马费准备好，装在信封里。这时卢申来到，告知记者已经到了，让我下去招呼。刚要转身，听到先生的嗓门有点大。原来黑蛮把为记者准备车马费的事情告之先生，只听到先生说，不是给不起这一百块钱，而是不要把他们给污染了。听到如此，我说既然是先生的意思就算了，我去处理。

下楼后，我将这一情况告知蒋悦。他说刚才只是问一下，也不是一定要给的。这样关于车马费的问题就不了了之了。而这也就成了此行的一段插曲。

6点半，先生准时到达北京厅，共有9家媒体的16位记者参加这次记者招待会，此时他们早已在厅里等候。广州的记者对〃黄永玉〃一直充满了激情。

在回答完记者的问题之后，先生请记者共进晚餐。其中有几位记者提前告退，说要赶回去发稿，广州媒体之间的竞争由此可见一斑。到了饭桌上的时候，记者们就显得活跃了很多，纷纷拿出自己准备好的书或画集请先生签名。席间，先生继续刚才的许多话题，或者说一些过去的往事。最后，卢申送给每家媒体一本新出版的由他摄影的《黄永玉的黄永玉》（之二），然后，由先生为各位签名。

每次记者会之后，都会有一些记者提出特别的要求，对先生单独采访。《羊城晚报》的记者悄悄地和我说了想单独采访的愿望，在把记者的这个想法告诉先生后，先生欣然同意。晚饭后，先生在他套房的客厅里又单独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

采访结束后，先生跟我说他们是早有〃预谋〃、有备而来。看得出他对晚间的记者见面会上回答的问题还比较满意。他最反感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记者，提一些几乎是过去记者已经问过无数回的老问题，什么与沈从文的关系啊，什么猫头鹰事件啊，什么酒鬼酒啊，等等。这些已经说了无数遍的话题，他实在是没有兴趣再去重复。

早晨起来去见先生，他们全家已经到了餐厅。在早餐饭桌上看到昨天晚上先生提到的一位老朋友以及他的女儿。他坐在先生的左侧，旁边是他的女儿。此公名为赖澜，常用的笔名是野曼，是一位诗人。先生说这位诗人有两大特点，一是走到哪儿都要办杂志；二是不能容忍别人说他朋友的不是。他说不是太喜欢这位朋友，思想比较左；但是，他又确实是一位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吃饭期间，他们不断说一些过去的事情，问一些老熟人的状况，最主要的还是问这些记忆中的老人们还在不在了。他们是在1946年相识的，那时候两人都还没有结婚。不过诗人那时候已经有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朋友，先生说那时候他对外界宣称是他的表妹。诗人说反右的时候他在市委宣传部，先被说成是胡风分子，后来，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原本他已经被列入右派的行列，因为名额已够，二是领导要用他，当时他还是办副刊的主力，所以才逃过一劫。尽管如此，后来都为此而受牵连。先生说诗人一辈子都不得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说出来了，可能就是因为和反右的事情有关系。两人聊得很高兴，每提到当年一些开心的事情时，这位诗人总要用手去拍先生的肩膀。师母在旁也不时地插话，提醒一些她所知道的人和事，或者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记忆。

饭后，送走了诗人父女，我们准备去美术馆。走进电梯里，先生用手不停地摸着左肩，说这个家伙力气真够大的，拍我的肩膀很疼。事前忘了他有这个毛病，不应该安排他坐在我的身边。先生说，广东画家中的余本和黄笃维说话时也喜欢拍人的肩膀，以后见到这些人要〃小心〃。

我们各自回到房间，拿了随身带的东西就下楼坐车到美术馆。

车上，先生还在不停地摸着左肩，不断说这个野曼。先生说他的妻子刚去世，很伤心，不能提他妻子的事。又说到这个拍肩膀的事情，他说家乡有一位书记也有这个毛病，平时也不好说他。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先生对那位书记说拍肩膀是同性恋之间联络的国际通用暗号。那位书记听到之后，再也不拍他了。先生自我解嘲说，早餐上的事说出来是一个笑话，好心请一个朋友来喝早茶，结果却给这位朋友拍伤了。

10月［广州展］（2）

到了美术馆，先到贵宾厅休息。先生还是在摸他的肩膀，而且疼痛好像是越来越严重。他说回去以后要弄一点云南白药止痛。蒋悦副馆长知道了这个情况，从办公室找来了红花油，请随行的邢成为先生按摩。这个邢成，据说是少林寺来的，武功高强，一般三五个人不能近他的身。

经过邢成的一阵推拿，先生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