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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演义》十七回吐谷浑伏允自经死，注云：“从李靖传文，不从《通

鉴》。”《宋史演义》三十七回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条注云：

《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

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

这些考证办法，大致是学《通鉴考异》的，以演义而加考证功夫，他不

以一般演义自视可想而知。

第二，是大力辟妄。这里所谓辟妄，主要是指史书上没有记载，而由演

义小说虚构出来的事情，他怕读者把这种虚构当作实有其事，故在正文或批

注中大力驳斥。如　《宋史演义》十六回写陈抟之死，有云：

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

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是荒唐无稽，请

看官勿为所惑哩！

第三，是存疑。如　《宋史演义》十二回中说：

小子遍考稗官野乘，也没有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得

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

不意鬼竟闪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晕厥，一

命呜呼。或说由光义谋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致如何致死，旁

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帝崩于万岁殿，

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

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从这三种情况看来，蔡东

藩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是经过一番

审慎考核的，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他这十一部

“演义”可取之处和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没有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选用史料不可能完全正确，解释史料更有他的局限性。

何况史料本身还有很多问题，他亦不可能—一加以考核和辨别。像明建文帝

这个人，当“靖难”之师入南京后，他是死了呢？还是做和尚去了？这个问

题，明朝人谈得很热闹，像　《致身录》等书，写从亡诸臣及飘泊经过，绘影

绘声，究竟可信程度有多少，这是很成为问题的。但蔡东藩却相信它，他在

《明史演义》廿五回中大写特写，在总批中又说：

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鏊、陆树声、薛应旗、郑晓、朱

国桢诸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讹，亦未必尽由附会。这种说法，

仿佛能自圆其说。其实，他所举这几个人，都不是明初人，他们也是传闻而

来，蔡东藩这种看法，未免有点武断了。

不过，总的说来，蔡东藩是个史学湛深的学者，他对待史料的态度是严

肃认真的，即使个别地方取舍未必尽当，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尽了相当的力量

的。特别是《元史演义》的前十回，他从蒙古先世写起，包括西征和四大汗

国的建立，事情是极复杂的。蔡东藩嫌《元史》记得太简单，从《元秘史》、

《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证补》，旁搜东西洋有关蒙古史

籍译本，源源本本地写。这段历史今天我们读来还觉得费力，他写这些事情

所费的力量更可想见。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有历史考证癖的。

正因为他有考证癖，我们觉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证还可精简。如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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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各族的人名，原来史书是根据当时实际用的名字写的，到清乾隆时有意把

它改译一次，这种改译，只有引起混乱，毫无意义。清代历史学者如钱大昕、

赵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东藩于　《宋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内经常将人名

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机—作安巴坚之类，实在无此必要。他怕不注读者不

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这是他所意识不到的。

三、本书的历史观点

蔡东藩是个旧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