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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张五常先生。相反，我比较欣赏张五常，只不过我所欣赏的是1983年以前的张五常。

我曾经两次撰文讨论五常先生之“是”，在2002年撰写的《何必为难张五常》一文中，我说“一些人凭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散文评论他的学术成就，是不负责任的”。我还说，“贡献最大的要算经济思想，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张五常是极少数对经济学思想很有贡献的人。”我于2003年做的“世界知名的6位华裔经济学家”排名，五常先生位列其中。

但是，1983年以后的张五常，特别是给报刊撰写杂文和随笔的张五常，在内地高校做巡回演讲的张五常，日益偏离学术轨道，宣扬一些想当然的观念，误导内地学子。

我不怕自己学识浅陋，在这里讨论五常先生之“非”。一方面是对五常先生的惋惜，正如本文标题中“迟暮美人”所表达的，五常先生在经济学上曾经很有创见，很有作为，但是很可惜，而今他不做学问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读者对五常先生的学术成就缺乏正确的认识，我试图指出五常先生学术观点中的缺憾，给他一个公平的评价，让大家真正看清五常先生，以促使大家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权威”。

五常先生，你为何不反省？

《北京晨报》2002年4月25日发表的题为《点评中外经济学人士，张五常在北京说什么了？》的文章称，张五常在演讲中说，他可以和听讲者下注赌一把，“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1986年我发表文章《日本大势已去》；1988年，加拿大的人问我，他们的经济何时复苏，我说最早要到下个世纪初；1996年我说香港要有10年的经济不景气。我不是看风水的，但我能看到局限条件的转变。”

五常先生所说的“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固然不错，但预测的结论并不新鲜。其实，市场化改革，中国内地的经济学者早就提过。如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顾准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1979年刘国光、赵人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不同之处在于，五常先生运用的是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当然，我没有否认，在五常先生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中，在一些经济学理论及其运用上，五常先生很有创新，他的一些观点而今读来仍不觉得过时，我只是说，其结论不新。

至于五常先生所说的“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言过其实。根据《张五常中山大学讲演（全文）》（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7日），五常先生说：“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到底是怎样的一团糟呢？五常先生没有交代。这里不妨作简短介绍：1988年的居民存款为3000亿元（人民币），数量远远低于1992年的1万亿元，更低于目前的10万多亿元，竟然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在贵州那样的穷地方，居民竟然大量抢购毛线！那次物价改革，导致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一次经济失控。

但五常先生不进行任何的反省，反而把一切问题归结为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继续鼓吹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实现“制度变迁，产权革命，与国际接轨。”1990年，五常先生甚至“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必将大幅度下滑，少说也要饿死2亿人。现在时间已过去十几年了，我们的经济并没有“大幅度下滑”，反而是人丁兴旺！

遗憾的是，五常先生找种种借口为自己辩护。在2003年6月27日的香港《苹果日报》上，他发表的题为《佛老用不着耿耿于怀》的文章说：“两件事使佛老表示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信心！”他说的“两件事”是：其一，弗里德曼（五常所说的“佛老”）的货币理论运用于实践中，以失败告终；其二，弗里德曼对欧元的预测错了。五常先生辩解说，“我认为佛老的思维没有错，失灵非战之罪，而是世界的局限转变他看不准。大师就是大师，理论没有错，只是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也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

是的，你可以将问题和责任推到“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等上面，但是，五常先生或者“佛老”做的决策或建议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谁来承担？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先生曾经说，决策失误比腐败带来的损失更大。五常先生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