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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就请尽管说吧，但您要说得婉转些。如果有人冲我大叫大嚷，我倒宁愿去上吊。”巴菲特其实并不需要她说这番话给他听。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为了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们——很少数的一伙，包括格雷厄姆的亲戚、《邮报》的主管以及凯的朋友们——都很担心他，引用《新闻周刊》主管德罗的话来说：

沃伦是个来自奥马哈的外人，他占有公司份额的10％。我们对此的反应是“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他？”这令人觉得害怕，他是第一个自己带着椅子坐到桌子旁边来的人。

巴菲特很清楚这一点。他告诉主管们，作为一项投资，他为什么喜欢《邮报》公司，以及从个人体验来说这份报纸如何能给他一种回家的感觉。和其他新近加入俱乐部的人一样，他所能说的一切不过是能到这儿来，心情无比激动等等。

他签署了对唐。格雷厄姆的委托书　（这使得凯的儿子和继承人有权投伯克希尔的票）——这是他对管理层表示忠心的不寻常的举动。同时，他还书面地宣布希望伯克希尔能“永远”持有它的《邮报》股票——另外一些不过

是借以迷惑现代的投资组合管理者的言辞。巴菲特通过各种方式来暗示自己不仅仅是个投资者，还是一个合伙人，就如同他曾对贝蒂。彼得斯做过的一样。

巴菲特开始频繁地来到华盛顿。在召开董事会会议的前一天晚上，他住在格雷厄姆在佐治顿的富丽堂皇的家里。布拉德利，不再是个乡巴佬，说道：“我们盼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我们从来没有结识过这么有钱的人。”

他似乎被我们迷惑住了，而我们也被他给吓着了。多年来他总是穿着一件兰色的皮夹克，每个人都像是想找这件衣服的碴儿。我想他正是因为这样才总穿着它。董事会会议上，编辑们路过这儿，聊上几个故事，他也会凑凑热闹。他很喜欢参与事情，喜欢我和凯之间随意轻松的关系。有一次我们在打网球，我把她逼到栏杆那里去了。沃伦说：“我实在要对敢于把自己老板逼到栏杆里去的人表示敬意。”他总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极度感染力的热情。

《邮报》的主管们都习惯于把自己当作新闻记者——自认为自己是新闻巨头。巴菲特开始向他们点点滴滴地灌输有关财务方面的知识。有一次，他突然跑进德罗的办公室询问关于《新闻周刊》的事。后来，他开始解释自己对《新闻周刊》特许权有什么样的看法——其中，他运用了与汉堡包连锁店的类比，显得浅显易懂。

“当我听完以后，我对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德罗说，“他好像一股激光束，使你集中到一起。但绝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愚蠢。”

尤其特别的是，巴菲特成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教师。每次他来华盛顿，总会带上一大堆年度报表，然后让她一行一行地阅读它们。有一天，巴菲特送给她一张沃尔特。迪斯尼报告的封底图片，上面画着一个小孩熟睡在婴儿车中。巴菲特在上面注明道：“这就是在读完第20份年度报告之后的你。”

格雷厄姆的有些同事觉得巴菲特在操纵她，但格雷厄姆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义，他并不告诉她要做些什么，而只是给出建议和劝告，他的魅力在于他富于耐心，这似乎是一股吸引她的强大磁力。格雷厄姆愈发了解巴菲特，她也就愈发喜欢他的观点了。

不久以前，巴菲特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邮报》应该买回一大部分自己的股票，格雷厄姆觉得这简直是在发疯。如果一个公司偿还了它的资本，那它怎么能够成长下去呢？巴菲特认为整体的增长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长率，它就像减少了一块比萨饼分出的份数，如果股票可以用低价收回——此时《邮报》股票非常廉价——那每一块饼上的奶酪就会多些。

巴菲特还帮她从数学上攻克了这个问题，在她那佐治顿的堆满书籍的书房里写写画画。

格雷厄姆接受了这些观点，和《邮报》的其他主管谈起这件事情，他们发现她运用了大量的财务术语。她公开引用巴菲特的原话，而某些人则对此极为反感，在回答职员们提出的建议时，她的回答方式让人生气：“有意思——我们去问沃伦吧！”

巴菲特加入董事会一年以后，格雷厄姆决定举行一次罢工。她一直渴望能削减《邮报》印刷室严重超员的现象，并且把控制权从好战的印刷工会手中重新抢过来。有的印刷工人砸坏了工厂，罢工也变得愈发严重起来，（臭名昭著的布告宣布了凯已故的丈夫，费尔枪击了错误的格雷厄姆。）《邮报》

只有依靠不参加罢工的工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