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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南汉宸诚恳地说，“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杨老板经营金融业数十年，声望卓著，请问您对新中国的金融大业有何高见？”

杨粲三正想谈谈聚行的事，听南汉宸向他提问，态度又十分诚恳，沉吟良久，字斟句酌地说：

“实在抱歉，老朽对共产党的金融大业知之甚少，实在谈不出什么意见。不过，依老朽之见，当务之急是整顿金融秩序，稳定币值，稳定物价。对聚行这样的私营银行亦特别要予以扶持。我们聚行有三十五年的历史，我们聚行”

说着说着就扯到聚行上去了。

南汉宸见杨粲三滔滔不绝地谈的全是聚行，与全国金融大计毫不相干，但也不好打断，只是静静地听着。

杨粲三则越讲越来劲了，他从聚行的历史讲到聚行的现在，从聚行的现在讲到聚行的未来：

“我希望在共产党的新社会里，聚行能保持它原有的性质，能允许我们自主经营；我希望将李世璋调回聚行任总经理你看行吗！”

南汉宸想了想，委婉地答道：“杨老板，李世璋现在监察部任职，是否回聚行，得政府和他本人同意。至于保持聚行原有的性质，恐怕难以实现！”

“为什么？”杨粲三急切地问。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必须实行国有制，聚行也不能例外！”南汉宸的话，语气虽然平和，态度却十分坚决。

听了南汉高的这些话，杨粲三虽怅然若失，但他并不死心。

次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设家宴款待杨粲三。

一九四四年秋，林伯渠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期间，结识了杨粲三，彼此十分熟络。

席间，杨粲三又满怀希望地重提旧话。

林伯渠答道：

“粲三兄，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按计划进行，对金融业必须实行全民所有制管理，由国家统一调配资金，聚行自然不能独异”

听了林伯渠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后，杨粲三才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于是他非常失望，颓然返回重庆。

杨粲三从北京回到重庆时，重庆已经解放，到处一派喜庆景象，但他却高兴不起来。他一点也想不通，聚行是自己一手搞起来的，是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实行全民所有制呢？既然共产党一再声明保护民族工商业，为什么又要限制私营银行的发展？他怅然不已。

一九五０年初，南汉宸和胡子昂在上海与杨粲三谈了三次，一再向他阐明新中国的金融政策，希望他能顺应形势，顾全大局，早日加入国家统一的银行组织中去。可杨粲三依然固执地要求保持聚行的纯商业性和私营性，双方不欢而散。

解放后，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地相继开业，群众对私营银行信心不足，致使聚行的两大支柱业务——汇兑和存款额度急剧下降，收益大减。另一方面，聚行的开支都一切照旧，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面对这种局面，杨粲三感到力不从心，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聚行在公有制的大气候中很好地发展。一想到聚行未卜的前途，他就心灰意懒。他索性闲散起来，撒手让侄儿杨晓波、儿子杨受百去应付。

一九五０年八月，重庆又是酷热难当。杨粲三顾不得汗流浃背，焦急地等着每天的报纸。报纸一到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仔细地研究。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开幕了，会有些什么新的政策吗？

一天上午，在重庆致诚巷十二号（现为自力巷）杨粲三的寓所里，杨粲三坐立不安地在一楼的客厅里踱着步；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南汉宸行长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精神，可是事关聚行的前途与命运的了！

一大早，他就派保姆到门口守候报纸。

报纸终于送来了。保姆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大声地喊着：

“五老爷，五老爷，报纸来了！”

杨粲三没有回应，一手拿过报纸，急急地翻开，低头看了起来：

私营行庄由联营、合并而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是金融业集中化的倾向，是应该允许的方向。金融业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之一，根据《共同纲领》，应由国家银行领导，以实现资金的有计划分配，保证经济建设的有计划进行。”（南汉宸《在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看到这里，杨粲三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一脸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