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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

一九三０年冬，杨粲三将聚兴诚银行总管理处又从汉口迁回了重庆，从而使聚行步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迁渝后，杨粲三本着立足西南、植根西南、面向全国的轻营战略，脚踏实地，稳妥经营。先后在四川富庶地区如长寿、阆中、内江、大足、乐山等地设立代理处；在忠县、石住、宣汉等地设立介绍处。使四川省内业务进一步发展，根基更为稳固。

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向云、贵、湘、桂发展，设立长沙、常德等处汇兑所。从而使聚行以四川为中心，其触角伸向西南乃至全国。

退守西南后，杨粲三吸取过去的教训，稳妥经营。这在放款方面尤为突出。

杨粲三吸收了欧美银行的经验，尽量收缩信用放款。他曾明确通知各分支行处：

“信用放款宜少做，信用透支限定额，侧重抵押放款。”

至一九三五年，聚行办理的抵押放款，已占放款总额的百分之四十。

但办理抵押放款也有漏洞。一次上海商家抵押的银耳，木桶中间塞的全是麻袋。汉口押进的洋酒也有假货。杨粲三为此立即修订了《押放条例》，保证了押放的稳妥。

杨粲三的“稳妥”，有时甚至到了古板的地步。一次，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登门拜访杨粲三，请他放款支持一座大厂渡过难关。吴与他交谊颇深，又同是银行界有名望的同业。吴晋航以为他定会慨然相助，没想到杨粲三却说：

“任你是苏秦、张仪，我对这家工厂不放心，我的钱是不出堂的。”

气得吴晋航直跳脚。

杨粲三在向聚行职员传授放款经验时，得意洋洋地说：

“晴天借雨伞，落雨赶快收。”

这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放款秘诀，被称为“放款十字诀”。

由于杨粲三在放款投资中行事稳妥，就像石匠打石头那样实打实着，所以，重庆工商界称他为“石匠”。在聚行后期的放款中，也基本上未再出现“呆帐”现象。

此外，聚行还先后扩大储蓄业务，创设信托部，经营黄金、白银等项目，获得不少收益。

杨粲三退守西南数年间，本着稳妥经营的方针，逐步扭亏为盈，摆脱了困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利润为二十七点四万元；一九三三年利润为十五点六万元；一九三四年更达到了三十五万元。

实践证明：“置根西南”的方针是成功的。

当外地资本认识到四川独特的经济条件而纷纷向内发展时，聚行在西南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了。特别是在抗战中，当各大银行涌入西南时，聚行不但有足够的实力与外来资本抗衡，且大大发展，成为“西南第一金融机构”。

金融界人士无不盛赞杨粲三迁聚行总管理处回重庆之举是高瞻远瞩的“明智之举”。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西迁，重庆成为陪都。战区的金融、商业、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大后方人口骤增，物资辐辏，市场繁荣，带来了西南经济的大发展。重庆更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聚兴城银行自一九三０年将总管理处迁回重庆后，在杨粲三“经营西南”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多年经营，此时已有相当实力。尽管北方财团和江浙财团相继涌入四川，纷纷在重庆设立银行，也难以与基础深厚的聚行相抗衡。

八年抗战中，在杨粲三的统一调度下，聚兴诚银行广设分支机构大力开展存放、汇兑、信托等业务，并对五十多个工商、企业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对于调剂市场金融，促进商品流通，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是聚行的“鼎盛时期”，也是杨粲三经营银行生涯中的一个顶峰。

聚行改组后，为适应新的体制，杨粲三对于聚行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总行（处）、区行、分支行处“三级管理，总处集权”的金字塔式的组织机构。

聚兴诚银行先后在国内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如渝、汉、申、京、津、昆明、成都、万县、宜昌等地设立分行。一九三七年夏，还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至一九四三年，聚行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已达三十三个。

各分支行处的建立，使聚行的触角伸向广大的城市和乡村。

聚行各分支机构在杨粲三的指挥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使聚行的存储、公债、信托、金银、保险等业务突飞猛进，开创了聚行发展史上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