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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条件中，如果说前者是给了古耕虞很大的方便，那么后者就不但是方便而且是重惠。

“打包放款”是银行贷款的一个特定项目，即出口商在打包装船前，获准的低息贷款。一般是货主先将出口货物存进银行的仓库或银行指定的“公仓”，经过计点，始能获准贷款。而贷款的数额并不会太高。这种贷款的利息较市场上的一般贷款低出数成，比如，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市场上的一般贷款的利息为一分五厘以上，而这种“打包放款”的利息始终保持在几厘之间。这种放款，在客观上也确实是等于银行扶持出口商，奖励出口，作用很大。但在银行家的主观上，扶持、奖励的终极目的，还是出口商多了、富了，出口量大了，多了，别看息低，却是很重大很牢靠的一笔收益，类似经商中的“薄利多销”，而这种“薄利多销”又可靠性大，经常性强，数额量多，是银行的一大收益项目。资本下的银行家，并不是慈善家，用古耕虞的话说，是“富贵之交”，绝非“贫贱之交”！他们“当你的生意好，信誉好，就来拍你的马屁，送钱上门，唯恐你不用他的钱；一旦你的企业有了风吹草动，靠不住了，他就会马上换一副面孔来逼债，才不管你是跳楼，还是上吊呢！”中国银行比起外国大资本银行只是略具些民族味，略好一些而已。但当重大利害当前时，他也必然唯利是图。也正是为此，古耕虞才不愿与外商银行打交道，他对某些土财主宁可不拿利息，甚至倒贴“保管费”也一心将钱存入外商银行的作法很鄙薄，认为是不识时务，也便宜了外人。因此，他很希望中国银行能主动吸收他的外汇，何况又给了他如此的优惠条件呢，因而满口答应。

如此，古青记不但牢靠地获得了这种贷款，而且省却了存库、入库、再送上港口的一笔可观的费用与不少的麻烦。而他又极讲信誉，从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时刻使银行深刻地意识到：他的信誉是最好的，他的企业是兴旺的，也是最能经常赚大钱的，他发了财，银行也必然随之而可靠地赚到大钱。因而，中国银行对他一再破格优惠，甚至不惜打破银行惯例。

比如，依例，客户向银行贷款，是必须有担保对象的，最可靠的自然是有银行担保。这惯例一直在银行界延续不断，后来甚至形成了文字条款，可见是一种极受重视也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与保障手段。可在当时，古青记的往来那么大，一般的小银行、小企业又怎能具有具保的资格？要具保只有接近于起码低于中国银行不为太甚的银行或与古青记相当的企业，可这又哪里去找？当然，中国银行是最有信用也是最适宜的。所以议来议去，中国银行索性打破此例，直接改由古耕虞以个人名义为古青记担保！业主为本企业担保，也就是凭自己为自己担保，这个先例开得莫说在旧中国银行史上就是查遍世界银行史恐怕也是绝无仅有！这却正是古耕虞铁打的信誉换取来的奇特的结果。说他的信誉是“铁打的”，一点也不为过。在当时，莫说在中国银行界的心目中，他的信誉已足可抵得一家银行，连伦敦的英国鬃商也十分肯定地宣称：“古耕虞的信誉与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英格兰银行的信誉多少年来是一直为世人公认与称道的，是世界上最著名也是最有实力最有信誉的银行，古耕虞得以与之相提并论足见他的信誉之高。何况持此说者又是不必出于讨好与哗众取宠的外国商界同行。古耕虞自己更为重视，他从不略一疏忽。比如切嘱袁冲霄就是一个显例。袁冲霄是古耕虞费了很大心力物色与诚聘的一员干将，对这个难得的人才他甚为重视与爱惜，一上任就安排他到天津公司去当经理，独当这几乎关系全公司命脉的一面，倚为方面的心腹大将。送行时他郑重申告：授予全权，即使亏了本也不责怪，可“不能搞坏了我的牌子！特别是必须按期履行合同，必须保证虎牌的质量！如果这两项做坏了，我会立刻撤你的职！”这后几句，不但语意明确，而且声色俱厉！

古耕虞的信誉越好，越高，中国银行越对他优惠，打包放款的数额，几乎占古耕虞全部营业资金的百分之六十，中国银行的天津分行的打包放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投放给他在天津设的分公司的，而且期限也长。这就等于中国银行以低股息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