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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工本精印了几万册《百龄机画报》，主要内容是宣传、表扬“百龄机”功效，上面印有照片、用户来信等宣传材料。黄楚九登报声明，用户只需随函附上二分邮票，即可免费寄赠画册。结果，索要者不计其数，使邮局应接不暇，日夜用麻袋装运分发。

此外，黄楚九还特制大批“百龄机热水瓶”、“百龄机毛巾”，按成本廉价委托出售。还印制“百龄机美人图月份牌”，赠给购买“百龄机”的顾客。在一九二八年，黄楚九又别出心裁，宴请一百多位七八十岁的“老寿星”，请他们合影留念，把照片在报上刊登，题名为“百龄大会”。说明这些老寿星之所以延年益寿，是因为服用“百龄机”的结果。

黄楚九做广告不惜花费巨资，这是许多商人难以相比的。他用在广告上的费用，占总开支的五分之一以上。他深知宣传在经商活动中的重大作用，广告费用和所得到的巨额利润相比，只不过是钓得大鱼的小小鱼饵而已。

一九二三年，从黄楚九服用一副药起，到一九二六年，短短三年时间，“百龄机”给他每年赚得五十万元。一九二六年，高达一百二十万元。

“百龄机”销售的成功，使黄楚九有了财力扩大再生产。一九二七年，他投入巨资，在白克路派克路转弯处（今凤阳路黄河路口），建造一幢三层钢筋水泥楼。把九福药厂正式改名为九福制药公司（今黄河制药厂前身）。公司由黄楚九三女婿陈星五担任经理。除了销售“百龄机”之外，又推出治疗咳嗽、肺病的“补力多”、营养补剂“乐口福麦乳精”，均成为当时热销药品。九福制药公司兴旺发达，许多名医、名贾都有投资意向，黄楚九便吸收他们的资金，把独资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陆续在天津、济南、重庆、沈阳、广州、福州等地开设分公司，甚至到新加坡也开了一家分公司。

黄楚九在经营中法大药房、九福制药公司的同时，一九一六年，盘进了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的罗威药房改名为罗威公司，做为试制新药品的基地。一九二三年，又盘进上海有名的中西大药房。经过五年的经营，到了一九二八年，扭亏为盈，名声大振，获利甚巨。

到二十年代末叶，黄楚九所属的企业有：中法大药房、中西大药房、中华制药公司、罗威公司、九福制药公司、急救时疫医院，以及此后开设的九芝堂国药店、九星公司和明济眼科医院等。其中中法大药房在上海有六个支店，外埠有六家分号。九福制药公司的经理是他的三女婿，其他公司机构的主持人也都是他的门生或亲信。这些单位形成了一个黄氏医药托拉斯，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黄楚九成为富豪之后，他对公益事业很是积极热心捐助。一九一九年河南水灾，他出资收养千余难童。一九二六年夏，上海流行霍乱，黄楚九创办“上海急救时疫医院”，抢救三百多危重病人。他还在八仙桥龙门路开设“黄楚九医院”，以西医眼科为主，若贫民看病，可免费赠药。

黄楚九还在近郊漕河径镇置地十亩，开辟“亲睦公墓园”，凡亲友入葬，不收费用。后来他又买进几十亩地，扩建“亲睦公墓园”，向社会开放，改名为“万年公墓”。

由于黄楚九做了不少好事，社会团体给他挂上了“乐善好施”的匾额，政府部门授予他二等大绶禾章，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一九二七年春，鉴于医药同业日益增多，黄楚九特发起组织新药业公会，由中法大药房和九福制药公司各捐洋一千元作为开办费。成立之后，大家一致推举黄楚九为上海市新药业公会主席。一九三０年，这个已有三十二家同业参加的公会改名为“上海特别市新药业同业公会”，依然推举黄楚九为主席。从此，作为我国现代民族医药工业先行者的黄楚九，俨然成为大上海乃至全中国实力雄厚、声名显赫、举足轻重的行业魁首。

插手香烟市场失败

黄楚九在医药行业发财致富之后，他又把眼光转向其他行业，首先看好的是烟草市场。他认为烟草业利润高，市场潜力大，但当时的中国烟草市场几乎全为外国垄断，银钱如流水般都进了洋人的腰包。黄楚九对此很不服气，他动起了要在烟草市场闯一闯的念头。

占领上海市场的洋烟有老刀牌、大英牌（又称红锡包）、三炮台牌（又称绿锡包）、绞盘牌（又称白锡包）、哈德门牌、前门牌和茄立克牌等等。这些洋烟大多数是由英美烟草公司生产。这个公司成立于一九０二年，它是由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奥格登烟草公司与美国烟草公司、大陆烟草公司、美国雪茄公司、统一烟草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