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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和平解决没抱多大希望，几乎是张伯苓走进“祥和”的同时，他也步入了“仁立”，请他那位老同学新朋友朱继圣出力相助。朱继圣二话没说，慨然应允，当即派出了“仁立”十名技工赴“东亚”临时应援，以解燃眉之急。釜底加薪，后方稳定了，“抵羊”又稳稳地占住了市场，而且由于对方这一不光彩手段的曝光，更激励了“东亚”上下的士气，同仇敌忾，产品在数量与质量上反而更上一层楼。

宋棐卿要以牙还牙，组织更猛烈的反击了。他首先调动起了股东优势。

正是为了强化企业实力，宋棐卿才拉进了一些有社会影响的股东，不少在天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居于要津的人，又有股份在“东亚”，自不会坐视“东亚”由火腾腾上升因遭暗算而跃落，何况又有总经理的面恳？于是，商会之外，一个名为“线业公会”商界同业组织便应时间世了。“线业公会”，顾名思义，是棉、毛、丝三线生产或销售厂家的同业组织，会长就是经销“抵羊”毛线的最大的老板，直接隶属于总商会，几乎囊括了经销毛线、丝线、棉线的所有厂家与百货店，对内协调各家的关系，控制了价格、市场与商品的分配；对外代向官方交涉有关事宜，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保护中小业主利益的作用。会长是“东亚”的关系人，“东亚”又在组会时捐了一笔费用，开宗明义第一桩就是协调了“抵羊”的市场价格，使其利润相对地得到了提高，有此种种，谁还宁肯少赚而去经销“飞艇”，得罪“东亚”？

你不是“飞艇”吗？赵子贞提出搞个“新武器”：“高射炮”！用成本低廉的国产羊毛纺织，只保住成本线销售；再利用“抵羊”的副产品出一种“双羊”以致成“群羊”、“王羊”、“三羊开泰”、“苏武牧羊”的羊系列副牌产品，于是，天津的通行大街，一些商号门前便如雨后春笋般竖起了一个又一个醒目的广告牌，“高射炮打飞艇”；于是便出现了“双羊”伴送，先是买二送二，渐次买一送一。热热闹闹声势浩大地向“祥和”展开了全面进攻。宋棐卿为了加强火力，又专门宴请了一位叫做郑润卿的走街串巷的灵通人物，这人毫无资本却甚有能量，也成了宋棐卿的同盟军。进攻中，宋棐卿又进一步巩固了阵地，一以道理，向“东亚”的员工广为宣讲本次商战的起因与目的；一以经济手段；决定每月从员工的工薪中扣除一定比例，年末加倍发还，名曰“蹦蹦利”。比如，工人每月扣除一元，年末则返还二元，倘中途自行退厂，则不予返还所扣部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话说透了，员工们对贪利跳槽者无不切齿痛恨，甘愿将这扣除部分改为捐献。人心大振，凝聚有力，宋棐卿自是高兴万分，激动万分，谢绝了员工们的捐献，就此进一步进行了战斗动员。士相严整，车马炮一齐出击，仅那震耳欲聋的“高射炮”声，就已使袁绍周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而仗是他挑起的，如今反而转为仓皇应战，顾头顾不得尾，再无办法也得甩价销售，忍痛应付，没有多久，他那本已不太丰厚的资金便见告匮，股东们见袁绍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节节败退，败局已定，便纷纷索债般讨起股金来。四面楚歌，又祸起萧墙，袁绍周已进退失据，只好偃旗息鼓，甘拜下风，深悔当初一招失误，引起满盘皆输。可又不能硬挺，只得老着脸皮再去反转来求告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调停。结果，“祥和”将全部设备加尚存资金，一并做价为三十万元，以入股的方式并入了“东亚”，做了“东亚”公司下的一个分厂，厂址仍在原来的法租界五号路（今吉林路），厂名却改成了“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厂”。袁绍周一个不慎，决策错误，本欲迫使“东亚”向他“祥和”投诚，以“飞艇”压倒“抵羊”，却不料东亚的“高射炮”的火力太猛，终于击败了他“祥和”的“飞艇”，反落入了“羊”群之中！

他悔，他愧。

宋棐卿却不自骄，亦不盛气凌人。

真正善于经营者，在激烈的商战中自当“分毫不让”、“寸土必争”，绝不手软。可一旦竞争的对手认败服输，绝不赶尽杀绝，相反，应伸出友谊的手拉对方一把，才算得有气度，有良知。更何况对手既能坚持战斗许久，必有其长，因此而毁了他，岂不是使社会失去一个有用的人才？

请老校长居上，宋棐卿与袁绍周这位昨日敌手，今日的股东坦诚地公开了他在这场商战中的每一环节的具体安排，并肯定了袁绍周在经商特别是办纺织实业方面的长处与本领；袁绍周也表示心服口服，日后甘为部属。宋棐卿也当即表示愿聘袁绍周为东亚公司的业务部主任，袁绍周也欣然接受了下来。（第一分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