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部分(第1/4 页)

感到欣慰。从战略上看，前方亟需军备补充，发展实业是重要而可靠的补充手段，是解放大业的急需；从战术的角度看，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而经国民党敲剥、摧残，再于失败前夕横加破坏的烂摊子，处处待理，仅就天津当地而言，就有着极大的饥荒与失业的存在。这是个亟需解决而又十分难以解决的重大的社会课题，它突出地关系着城市的安危。据后来统计，当时的天津市人口尚不到二百万，可难民竟多达二十五万九千五百人，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三尚强；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即三十万工人中已有十万失去了工作。这是多么沉重的经济压力与政治压力，而重负之下，又怎么能确保更沉重的支前？怎么能让那正待解放而尚未解放的一些类似的大城市的市民们放下心来？而在当时那么个巨变的情况下，又怎能仅靠国家来全部解决？如果民族资本家能在发展其实业中，解决哪怕一部分失业问题，也是于大局、大计十分有利的。而此时，宋棐卿的“东亚”公司也因原料不足，生产不正常，造成二百多失业者，这些工人也乘刘少奇来津之机，通过工会组织提出了复工的要求。因此，刘少奇在看过那个“梦”后，对这个真诚靠近党的同路友人说：

“你这个计划很好。你不是要发展工厂，发展生产么，现在有这么多人（指“东亚”失业的二百余人）你怎么不要？”

宋棐卿回答说：

“我不愿意多剥削了！”

这话自然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我呈上了《我的梦》，如果你中共认同，允许我去实现这个梦更好；叫我参与实现这个梦也好；如果反弄个“剥削”，那是自不可为的。既然连“东亚”的现有的规模已不可保，还将那些失业包袱背起来作甚？你们一笼统地说资本家剥削，我已有反感哩，再闹个更大的罪名可犯不上！

以刘少奇的政治素养，自已深刻地洞察到了。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与依据这些具体情况所制订的方针、政策，都是必须稳定民族工商业者。而要发展生产，要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只简单、孤立地运用“剥削”与“反剥削”的概念，看待与处理具体问题，是反客观的，是不符合党的基本政策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正是基于这一政治基础，刘少奇才断然地就宋棐卿的话，有分寸而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既，但还有一个过渡阶段。现在国家不发达，还希望你们能多开工厂，你能剥削一万人、十万人才好咧！”

这话说得十分严密，也十分明确。首先肯定了根本要点。做为宗旨，无须怀疑，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必然要消灭剥削的，但如今不行，要有个“过渡”，既是“过渡”，就不会消灭，即可由存在逐渐到消灭。且话中的“剥削”，正是针对宋棐卿的话而来，已不再是绝对的不变义，而是相对的变化义。这番话，是在东亚公司的会客室里进行的近三个小时的座谈中说的，当时在场的除天津市党政领导外，还有工商界上层人士及东亚公司的高级职员，共计近二十人。刘少奇的谈话重点在于阐述党和政府当时对民族工商业的根本政策，自然也谈到了将来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安排；尚从政治角度进行了阶级分析，以及党在阶级斗争中的政策与策略。因为提到了“剥削”，刘少奇以强调的语气，反复解释了剥削的内涵，并指出“剥削”在当时的状况下的社会情形，及其对恢复生产、安定社会、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即时的特定的作用。另外，刘少奇还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谈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从三民主义主张，谈到共产主义理想，还向与会者推荐了《资本论》与《社会发展史》，希望他们好好读一读。

接着，刘少奇又即时决定与东亚公司的全体职工见面。在大会上，刘少奇苦口婆心地解释了党和政府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分析了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益处，然后才说明：

“现在的剥削是不合理的，但从目前发展生产讲，它是合法的，对保障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用的。”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自然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因为这是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传播之快，可想而知，几乎是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扩散的，甚至先部队而行，产生了无论对战争，还是对稳定新解放城市的秩序，都起了甚为重大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对所谓的“江浙财团”。那里开埠最早，企业也兴得早，办得多，实力雄厚，构成复杂且具有较大影响的海外关系，也必然地面临着物资供应与劳资冲突的两大难题。因而，刘少奇在东亚公司的一番讲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