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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外票，于是他便参照“米歇尔”、法国“香槟”、美国“司科特”等邮票目录，决定中国票一般不超过公家牌价的两倍。华隆邮票经营部一向讲信誉，邮迷们几乎每天都来光顾，在这里他们经常可以买到得意的邮品，卢俊雄的经济效益也很稳定。

但1991年初开始，卢俊雄发现民间邮票市场骤然见旺，邮价扶摇直上，近十年来发行的邮票甚至最新面世的一些邮票，价格都被抬得很高，邮票面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最大的高达上千倍。

对于集邮方面的信息，卢俊雄可以说了如指掌。近几年，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形成了中国的四大集邮市场。这里每年吞吐着价值数亿元的邮品，左右着全国的邮票行情。近些日子，这四大邮票市场都风云突变，卢俊雄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

于是，卢俊雄开始密切注视全国集邮市场的动态。他雇用一些人，给他们配备上“大哥大”，派往全国各种集邮市场，随时反馈信息。自己坐阵广州，信息反馈回来，他便将成包（五百版）邮票寄往各地。卢俊雄将手中的资金全部用在邮票上，凡是外地人员可以坐飞机联系业务。后来，卢俊雄亲自出马往返于上海、北京、成都等地。

一时间，全中国各地邮票市场刮起一阵阵旋风，直刮得集邮者六神无主，刮得社会各界议论纷纷。短短几个月，各类邮票价格连连暴涨，许多邮市上的行家老手无不为之瞠目。

被视为邮市珍品的《猴》票，国家标价七十元，春节期间邮市只要价一百元左右，然而进入八月，各地邮市已突破二百五十元大关，涨幅最高的是小型张和邮资明信片、邮资信封。“文革”前发行的邮票中，《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在上海的交易价格超过五千元。“文革”后发行的邮票中，《红楼梦》（小型张）在北京的市场交易价格为二百元一枚。《三国演义》（小型张），国家售价六元，而进入八月的北京、成都，每枚售价已迅速超过五十元。就连一九九０年亚运会时新发行的面值十元的小型张，半年过后就涨至七十五元至一百元不等。如此上涨的邮品交易价格，为建国以来所仅有，这对广大集邮者及全社会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在议论邮票：

“买邮票去，来钱得很！”

“做邮票生意去，啥手续都不要，完完全全是自由市场！”

人们在传说邮市好挣钱：

“不信你去看看，钞票像报纸一样，一捆一捆地数都不数地交易！一天捡它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上万元的都有。”

这些话一传十、十传百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的邮市，更是空前活跃，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也陆续成市。市场上从几十人、几百人很快升到千人以上。其活跃程度仅从北京月坛公园邮票市场的情况即可略见一斑。

北京月坛公园是有关部门确定的邮票自由交换场所，往日门票只卖几百张到一二千张，一九九一年初夏，突然每天增加到五六千张。人们像潮水般涌进去，一些邮票贩子，也闻风而至。每天都有邮商大口大口地“吃”进，大版大版的“吐”出。一些“大款邮贩”（钱多的邮商）在这里常常整封、整包地吃进邮票，一天的交易额一般都在几十万元以上。他们有时为了垄断某种邮品，集资上百万元到这里收邮票。

这种买卖数量早已超出正常集邮者的行为范围。一般集邮者会成套地买邮票，也有些人成版地买，而邮贩子们在邮市上则常常论包买票，对小型张一般则论封（一百枚）地买，出手就是几万元。这些邮贩子到底赚了多少钱，无人能够详知，但他们在邮市上资本越“炒”越大，交通、联络设备已具现代化水平，平时他们大多甩“大哥大”联络，一听说某地邮市有空子可钻，马上就登上飞机赶去翻云弄雨。卢俊雄派去的人在成都邮市之外三十余米处，在三个小时，倒手六次，获利三万三千五百一十元。卢俊雄运筹帷幄，做总指挥，派往各处人员专在“第一线”收集零散邮品，已经形成协调网络。上海著名的“杨百万”等股市大户，在投资邮市过程中，都与他成为好朋友。

从华隆经营部到华隆集团公司

一九九一年的秋天，卢俊雄独行东南亚，他喜欢一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此行他的足迹遍及香港、澳门和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他花了几万元，买回一些全新的感受。留在他脑子里的，不是东南亚绚丽的风光，而是在那另一种秩序中生活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新加坡商场完全是个人租用柜台分区经营；香港人工作节奏紧张，一个人可以打几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