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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公司付出巨大的代价，似乎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没有想到却由此种下祸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就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同一天，日军的大炮对准了停泊在上海港的美国军舰。片刻之间，打着太阳旗的皇军就占领了“租界”，由于永安公司换上“美国注册”的牌子，被日本军方判为“敌产”。

吉利兰、樊克令悄悄地溜走了，代之而来的是日本军阀的军管，派会计监督官松山来到永安公司，宣布：立即清点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限一周内将公司的全部动产、不动产送交军管会。由此，郭琳爽总经理的权力已被剥夺，他想支取一元钱或下一个指示，必须报会计监督官松山批准。

紧接着，公司的业务也被“军管”起来。进货、销售、定价等等必须首先经过监督官批准。货仓的存货需要出库也必须经过监督官的同意。这家全国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熬煎，它的命运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手里，松山成为永安公司的太上皇。

一九四二年年初，一个汉奸在南京路遇刺，大队的日军将南京路封锁，永安公司自然在内，日本兵拥进公司搜查，结果自然什么也没查出来，几千匹布、几千箱肥皂却被“查”得不翼而飞。过了数日，春节将到，南京路上又发现一颗定时炸弹，敌伪军警将永安公司一带封锁，郭琳爽及其夫人被软禁在永安新厦十五层楼里，不许出门一步，行动受到监视。永安公司被封锁二十四天，经济损失且不说，郭琳爽也过了一段“囚徒”生活。郭琳爽为了求得保护伞，没想到引来的却是日本军管。整个沦陷时期，永安公司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买下土地产权，国货商场却难以开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浸沉在欢乐之中，上海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当了八年奴隶的上海市民终于扬眉吐气，人们跑到大街上，跳呀、舞呀、唱呀，笑得合不拢嘴。

从雾都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纷纷来到上海，从敌伪手里接过工厂、企业，码头、仓库，挂上新的牌子，很多大企业均被官僚资本集团所垄断。一些接收大员，过上了“五子登科”（指抢金子、占房子、要车子、嫖婊子、上馆子）、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些人，过去发“国难财”，今天又发“胜利”财。一些寓公、豪绅又恢复了往日歌台舞榭、一掷千金的生活。

胜利的欢乐也来到了永安公司，太上皇松山滚蛋了，郭氏财团恢复了公司的主权，郭琳爽又施展起他的管理才能。抗战一胜利，永安公司的生意就好起来，销售额十月份比八月份上升十倍多。日本“军管”时期，职工们藏起了一批高档商品，胜利后拿出来被一抢而空。于是永安公司又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发电报，将一批批洋货源源不断地运回来。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销售额比一九四五年增长近二十倍。永安公司的兴旺，使郭琳爽乐不可支，召开股东大会，提出新的建议，要加大资本额。股东们积极性都很高，一致同意，将公司的资本额由原来的法币一亿元增加到十亿元。郭琳爽抖擞精神，运筹帷幄，使永安公司的营业额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又大大地发展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上海地皮大王乔治·哈同，要收回这份产业，因为三十年租期已到。

乔治·哈同是地皮大王犹太人老哈同的养子。老哈同已于一九三一年去世，大部分遗产落入他的养子乔治·哈同手里。这个乔治·哈同十八九岁就挥金如土，狂饮滥赌，狎妓宿娼，手里没钱花了，就瞒着老哈同到处借钱，然后由老哈同还债。老哈同和他的妻子去世后，乔治·哈同分得了土地百分之五十、房产百分之四十八的遗产。而永安公司租赁三十年的契约恰好在他的手里。

永安公司请了上海有名的李律师办理这宗旧案。他找到小哈同，询问永安公司租期满三十年后如何收回的想法，能否续订租约？肯不肯卖？几经交涉，李律师回来说；

“一次卖掉，他倒没封口，只是要美金，一开口就是一百五十万。”

美金一百五十万，真是个不小的数字。很多人都知道永安公司这块地皮，面积只有八亩五分一厘八毫，1900年老哈同买进时，只花了一万八千英磅。三十年前，永安公司已经付给哈同租金白银一百五十万两，而今又要美金一百五十万元，真是蛮不讲理。

“不就是一百五十万美金吗？”郭琳爽坚决地说道：“给他，买下产权！”

郭琳爽不会忘记，他从香港来上海临行前夕，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