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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形势所迫，也是为了托拉斯式的经营，在官方，则是为了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要限制古青记，决定组建“四川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他巧妙地以“应由四川山货业全行业投资”的办法，既保了他的权利更排斥了官方的介入，也应付了政府的要求，因为所谓“全行业”，也不过是他的古青记与仅余的瑞鼎、祥和、和祥等三家，后者这三家又是早已忠耿地依附了他又股份甚微的，因而，其实只是他自己与自己“联营”，只不过在国内戳了个应付官府的“四川畜产品公司”的招牌，在国际市场上仍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交易，这是美国这个大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银行给他出的好主意。而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却聘用了曾任四川军阀杨森军需处长的周克明，不久周死，又聘用了曾任四川省贸易局副局长、军阀刘文辉二十四军的代表吴晋航。无论是周还是吴，都曾是“政府要员”，而吴的身分、声望要比周高得多，也都曾与古耕虞有过程度不同的较量，在腐朽的官府中他们虽为败将，在“川畜”的职位上却可称职，由他们出面应付官府与复杂的政治环境是绰绰有余的。

另外还有几个“川畜”的雇员，也是古耕虞先击败再从官府中挖出来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张华联与王君韧。张华联曾是官办的富华公可业务处副经理兼主任秘书，职位可谓不低。古耕虞在攻垮这个官僚资本垄断机构时曾一度将攻击矛头指向他——实际上是通过他攻击其总经理席德柄，张华联也只好甘做替罪羊。可在处理具体问题中，古耕虞发现张华联不仅有才而且有正义感，冒着很大的风险维护合同，是个他理想的、难得的人才。因此他于富华撤销当时就恳切地提出聘请并约定了时间。抗战一胜利他就“三顾茅庐”先后诚聘张华联担任总经理办事处主任、香港公司代理人等要职。王君初曾是职位很高的中国银行权力中心的三大支柱之一，总秘书，解放前夕，古耕虞一是为了自己的企业，二是为了给新中国留下难得的人才，聘用了他，而王君韧不但肯“屈就”，而且为他出了不少力，特别是后文要说的对美的那场大官司，出了很关键的主意。另一个袁中霄，虽没怎么实际就职，却也屡被官方启用，只是他本人不肯罢了，正是这个“不肯”才更投合了古耕虞的口味，再考其本领更为满意，便诚聘过来，并当即委以方面重任。这三个人都成了他的得力的心腹大将，为他的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周恩来重托，与杜鲁门斗法

他全副身心地投效了新中国，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

早在抗战初期，古耕虞就从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深得人心中看准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大局。因而有意结纳共产党，真诚地与一些党的干部接触，很快地通过这些人与周恩来做了朋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重庆，兼领导南方局。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常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邀请并接待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特务猖狂，许多被邀者都十分小心，冒着很大的危险，连与亲人都不敢稍露消息，古耕虞则有请必到，从不犹豫。此间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坚定了投效共产党的决心。

“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也象征我的事业。”

他更爱的是事业，事业是他的一切，他有极强烈的生财欲，却决无对财产的占有欲。买卖中他“不让一根针”，生活中可随时“送一匹马”；绝不奢靡，不乱花一文，却可以毫不吝惜地送给人。他曾经是典型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改良实现缩小贫富悬殊的距离，真正地实现福特的“利润分享”，自称是“改良到顶的人”。他公司中的职员，甚至厨师、工友乃至工友之子，都成了股东，工资分配一再从优，且照顾年龄，考虑人口增加所产生的结婚、住房、子女等费用。他的高级职员，甚至一般职员，解放后从国外汇得的存款，总数以百万计，连中下级职员都富于旧中国的一般中小资本家，以致被群众看成资本家，还得他出面费了很大力气去解释；一些老工人甚至久久地念念不忘地说“还是古老板好”，被他称为“后遗症”与“觉悟不高”。一般的资本家都是在一九五六年才接受“一化三改”的，可他在新中国刚刚开国三天，于接受周恩来委以全权负责中国猪鬃公司时，就毅然提出，将他家三代惨淡经营，他本人艰苦壮大与官僚资本多次拼斗赢得的企业连同职员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虽经国家一再坚持定了价，然而那价不但很低而且使他彻底失去了自己经营的阵地与条件。然而，他不但不计较，而且很欣慰：他为国尽了力，更重要的是仍能从事他爱之如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