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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定的地位。一九四六年，又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少数几家经营外汇的民营银行之一，蜚声于国际金融界。

“扶助农工商业”是杨粲三为聚行制定的方针之一。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七年里，聚行在重庆、成都、内江、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兴办或与人合办了五十九个农工商企业，共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其总额超过了聚行一千万元的注册资本、从而为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杨粲三投资最多的方面，是社会公用事业，占其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

其中，对重庆自来水公司投资最多，高达五百四十六点六五万元，占该企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

另外，一九三七年，对重庆电力公司投资一百三十万元；一九三０年对成都启明电灯公司投资八十三点七六万元。

当时投资社会公用事业，见效慢、收益少，但杨粲三仍然投资，这既是他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也提高了聚行的社会知名度，赢得了更多的客户。

杨粲三对工矿企业投资不大，在五十九个投资企业中，仅有少数几家，它们是：川康毛纺厂、四川水泥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

另外，为沟通各种社会关系，而搞了一些应酬性投资，如向国民政府参军长四川同乡吕超发起组织的“中国抗建垦殖社”投资七十六点六万元；向《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新闻报刊投资等。

聚行投资的企业虽多，但大都只是参与资助，在企业中不负什么实际责任，更无掌握控制之权。由杨粲工出任董事长、负企业实际责任的只有两个“重点投资”企业：兴华保险公司和川康毛纺厂。

兴华保险公司是杨粲三专门为他在美国学习保险业务毕业归来的次子杨锡远创办的。在杨粲三的几个儿子中，他最喜欢的是次子锡远。

锡远从小聪颖伶俐，虚心好学，十分招人喜爱。稍长，即被送往美国，专攻保险业务。学成归来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粲三发现锡远思维敏捷，智勇双全，是极为难得的金融人才，心里非常高兴，暗中将锡远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着意栽培。

一九三四年，杨粲三赴英与扬子公司签约，为了锻炼锡远的才干，特地让他随行，并让其代表自己全权与英商谈判。杨锡远果然不辱父命，使谈判获得圆满成功。对此杨粲三十分满意。

为了发挥杨锡远的特长，一九三五年，杨粲三又特地拨款创立兴华保险公司。

杨锡远对父亲的一片苦心也心领神会，果然发挥所长，勉力经营，一年就获利五万多元。

一九三七年，省财政厅长刘航琛想把几家川帮银行联合起来。为投石问路，拟先让各家银行联合投资创办一家保险公司。刘同杨粲三商量时，杨也正想将兴华保险公司扩大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各银行共同出资合办，让儿子跳出池塘，在大海中遨游。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那时，各银行承接的水火保险业务，全是代办性质，只收佣金，唯有川盐银行的盐载运输水险是自负盈亏，一向获利较厚。经刘航琛出面说合，除川盐银行外，其他各行都愿投资合办，其中包括川康、平民、商业、建设、美丰、重庆等七家银行及义本钱庄、民生公司、华懋公司等。

增资后的兴华保险公司资本总额为一百万，其中聚行投资二十八万，其他各家均为六点五万元。由杨粲三出任董事长，周见三任总经理，杨锡远为上海分公司经理。聘有美国顾问克鲁伦驻上海，主要业务都由以杨锡远为首的上海公司承办。

一九三六年。山清水秀，素有小西湖之称的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一个由杨粲三投资创办的大型毛纺厂川康毛编厂诞生了。

抗战爆发前夕，华北形势紧张，各厂商纷纷寻找退路。

山西太原毛纺厂的工程师王达甫和留学英国、专攻纺织的盛绍章专程赴四川考察。他们发现：四川西部一带盛产羊毛，却无厂就地加工，如果在当地投资设厂，生产毛纺织品，不仅能就地解决原料、节省费用，还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他们便通过聚行成都分行经理陈梓材邀请杨粲三投资。

杨粲三对投资办工矿企业素来兴趣不大。但当他一边吸着叶子烟，一边默默地听完了陈梓材的汇报后，也有点心动了。他仔细地盘算了一下；四川的毛纺织品向来仰仗上海、汉口供应，如果日本侵华的战事一旦扩大，波及上海、武汉，四川的毛纺织品市场必然会货紧价扬。如果聚行能投资办厂，将来一定有市场。想当年第一次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