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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学者从政派’也罢，‘著名银行家’也罢，统统不灵。”周作民翻出一瓶洋酒，抓过三只茶杯。“来，喝酒，醉了就啥都不想了”

日本飞机仍然轰炸。重庆飞机没有再来，周作民只有与闷酒为伍。

闷酒，喝到第十八天，香港政府在告罗土打饭店楼上扯起白旗，宣告对日投降。

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禁！押进九龙半岛酒店，押进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又押上飞机，押到广州，押到台北，押回上海。

回到上海，说是自由了。可他失去的自由比拘押还多，天天有人找上门来！日本人、蒋政权人、汪政权人，黄金荣、杜月笙的人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些人脸皮特厚，软磨硬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避之不开，挥之不去，来头一个比一个凶，官衔一个比一个大直至今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齐上阵。

周作民说着说着，表情陡然一变，痛苦不堪地捂住胸口左侧心脏处：

“啊唷，啊唷”

“你你怎么了？”陈公博惊慌地盯着他问。

周作民吃力地指着挂在衣帽钩上的皮包：

“那有药，快快给我拿拿来，心绞痛得不行”

话未说完已躺倒在沙发上。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他们看着救护车把周作民送进医院后，多次派人询查医护人员。回答结果完全相同：周疾有三：喉疾、牙痛、心脏病。三种疾病以一三两种为甚，第二种虽然较轻，却如俗语所说“牙痛不算病，一旦犯了要人命”。

从此，汪精卫他们再也不提请周作民出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类话茬。从此，周作民有了挡箭牌，挡开了日伪政权企图委任他的一切职务，诸如商统会理事长、商统会监事、米业统制委员会理事长等等。

那“挡箭牌”从周作民被从香港押回上海之日起便开始设计营造，帮他精心“施工”的是他的医务界的三位朋友，这三位医生当时在上海都小有名气。几年后，周作民真的患病，他们便成了他的保健医生。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说是改革币制。

九月十日，周作民接到一封由蒋经国具名的公函，令他于二十一日上午到梵皇渡路乐义饭店见蒋经国。

次日一早，周作民遵令而往。进得门去，有位秘书请他坐等。他见桌上有份名单，有他的名字，还有各大银行首脑。那屋是套间。他刚一坐定，就听里间有争吵声传出，似乎双方都在动怒。

不一会儿，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馥苏从里间走出来。只见他面红耳赤，神色忧愤。周作民起身与他招呼，他也不作声，只机械地点点头便匆匆离去。

周作民知道，政府向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派出了经济管制督导大员，派到上海的是财政部长俞鸿钧和蒋经国。俞不过挂个名而已，实际由蒋经国独断专行。前几天蒋经国找的是工商界头面人物，听说不少人已经被捕。周作民看着想着，已感凶多吉少。

周作民被叫入里间，被蒋经国教训了一番，最后冷笑着对他说：

“你没外汇，谁相信？！我看你还是识相些，免得大家不好看。回去想想吧。非经我批准不许离开上海！”

回来后，周作民马上活动。经多方说情有所松动，周作民说：

“事不宜迟，替我联系虹桥疗养院。那儿清静，也安全。”

周作民在那所美国人密勒办的虹桥疗养院住了半个月，总觉心不踏实：小蒋暂不找麻烦了，可是今天不找不等于明天不找呀国共双方战事不断，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这个政府愈来愈让人无法依靠不管结局如何，上海总是是非之地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

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清晨，一辆黑色美式小卧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机场。每临近一道岗哨，坐在司机旁边的高鼻子红头发副经理卫乐尔就把脑袋伸出车窗高举证件摇晃着。卧车一直开到飞机舷梯旁。卫乐尔第一个下车打开后排车门。

风衣领子竖起老高帽沿压得很低的周作民迈下卧车蹬上舷梯，须臾消失在机舱门内。

机舱里，卫乐尔拍拍周作民肩膀，指着自己的大鼻尖儿，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我够不够朋友”周作民连连点头，但心里苦不堪言：六年半以前，日寇用飞机把他从香港押回上海；今天，美国人神神秘秘地护送他从上海飞往香港。

押送也罢，护送也罢，在自己国土上总让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