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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也正是与王若飞的来往，才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以致发生了吴蕴初以国民党证“搪灾”的事。

王若飞去后不久，吴蕴初就发现，无论是他到哪里都有些不三不四的人缀着，而且不时地换人。这天，吴蕴初进城到李子坝时，一个年轻学生打扮的人凑上前诡秘地对吴蕴初说：

“先生，我是个青年学生，很想到共产党占领区延安去，可惜缺乏路费，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么？那我将永远感谢你！”

对于这个人，莫说吴蕴初早已留意了他的跟踪，而且那难掩的诡诈与什么“共产党占领区”的用语也足以露了形藏。于是吴蕴初当即将隐藏于胸的怒火化为真气，声色俱厉地道：

“什么？！你是共产党！走！我要拿你到官！”

吓得那伪装学生的小特务倒退着欲溜。

吴蕴初又大喝道：

“想溜么？给我站住，不站住我可要喊宪兵了！”

小特务见已弄巧成拙，怕因此而招致麻烦，只好掏出特务证件向吴蕴初表明了他的身分。吴蕴初为了避免日后同样的麻烦，也亮出了他那中组部送上的党证，并亮出一连串的头衔，最后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日后不许盯我的梢！否则，我到蒋委员长那去告你们！”

不久，也果趁一次开会的机会，向蒋介石告了这一状。蒋介石听了嘴里骂特务机关“胡闹”，心里对吴蕴初与中共要人的往来，仍存芥蒂。故在欲请吴蕴初为“国府”经济部长时才说出“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的话。

一九四五年底，吴蕴初返回了上海，又大展其才、其力，迅速恢复起了上海的天字系列厂，并建立了“天字系列总管理处”，雄心勃勃地欲将化学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可惜国民党挑起内战，大打内战，大大受挫于内战，就凶狠地压榨民族工商业，使得吴蕴初壮志难酬，又出于对共产党的不完全了解，于是，于上海解放前夕，将他的天字系列厂交给以他儿子吴志超为首的管理委员会管理，他本人则去了美国。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吴蕴初虽从电话里儿子的回话中得知他的企业“一切正常”，可仍不放心，仍觉得当时宣传的工商政策日后会有变化，他这样的资本家会受到斗争。因此一九四九年秋回到香港仍犹豫不决。尽管儿子志超与管理委员会同仁给他寄材料，写信，仍是拿不定主意，直到钱昌煦的夫人在香港遇上他，劝他归国时，他才说：

“请你告诉昌煦，如果共产党要我，只要他一句话，我就回去，否则，我就一走了之！”

他与钱昌煦是在资源委员会时建立的友谊，他那“公益金管理委员会”就是在钱昌煦支持下创办的：他没想到钱昌煦已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信任钱昌煦，不但不会骗他，必要时也会保护他，所以才要钱昌煦一句话（王若飞早已逝世了）。

一九五０年十月，吴蕴初由香港乘船抵达天津，再转道北京，受到了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热烈欢迎。几天以后，在钱昌煦的引领下入中南海拜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热情欢迎，见面握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

因此有人说，吴蕴初的“味精大王”是周总理命定的。

吴蕴初回上海不久，即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工商联副主任以及化学工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不久，又增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总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还准备让他去中央政府参与国家化学工业的领导工作，这是他乐为的。可惜时不待善，一九五二年，吴夫人因癌症不治死于香港，因此而深受震动的吴蕴初也在心情极度恶劣下糖尿症引发了心脏病住进了华东医院，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五时逝世。上海《文汇报》特为此登出了讣告与吊唁、治丧情况的报导。

（肖舫）

周作民和金城银行

周作民（一八八四—一九五五），江苏淮安人。原名维新。早年留学日本，历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国民党财政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受国民党迫害离沪赴港。一九五一年回到北京。后任全国银行业公私合营董事会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三月病逝于上海。

在父亲的教诲下度过童年

周作民小时候，家中四壁如洗。家父是前清举人，性格倔强，因看不惯官场龌龊而不入仕途，在乡里开馆教学。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