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部分(第2/4 页)

较原资金扩大了十倍，办成了合股公司。很快，张逸云就拿出了集股方案：张逸云总揽八股，其中，他本人四股，他的亲友四股：李云书、郑赞臣、王东园、陈甄市各一股；余下的两股是大东工业原料公司的老板一股，吴蕴初一股。

集股，符合吴蕴初扩大实业的愿望，自是很赞成的，然而将他算成了一股，他的那五千元的股金又去哪儿筹措呢，殊不知，张逸云早有了安排。

说办就办，张逸云头一天公布了集股方案，第二天就在其家中的会客室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会议。这距离天厨正式开工只有两个多月，正值吴蕴初三十二岁生日到来之前的几天（本文月分均用农历）的一九二三年八月。

会上经讨论议定对吴蕴初的待遇是：一、一次性偿付发明费两千元；二、每生产一磅味精，提取发明费一角；三、负责味精生产，与总经理享受同等红利待遇。

议定后，张逸云说出了他的打算：

“蕴初的两千元研究费就不支付，算做他的股金了。”

又转对吴蕴初说：

“你不是还欠三干股金么？叫我家老三拜你为先生，学技术，由我来出那其余的三千，就算拜师费了。”

张逸云可谓精明而且重义，识大局，善团结，不计小利，对吴蕴初甚为重视也甚为关照，两人自是交成莫逆，配合默契，实为实业之幸！

会上还商定了合股公司的上层人选：张逸云为总经理；吴蕴初为经理兼技师，主持业务与厂务；王东园为营业经理。

公司组成后，立即向上海商标局办了“味精”专用名称与佛手商标的注册手续，一边生产，一边扩大厂房，没多久便在上海新桥路租得台州公所的寄枢所房屋十间，做为粗制工场；另租了三北烟草公司在菜市路（今顺昌路）的旧址，做为精制工场和办公室，并相应地添置了设备。如此一来，天厨味精厂已由两间简陋小屋扩展为一百多间厂房，十余部各种机器的工厂。莫说是味精生产的全国独一处，即在全国的调味工业中也算得最大的厂家之一了。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二四年。

这一年由于列强的货物不但已恢复了一次大战前的水平，而且均有过之，大量洋货的倾轧下，民族企业多数苦苦挣扎，而军阀间第二次直奉战争又给交通与工农业直接造成了严重危害，原料、产品运输困难，市场购买力普遍地下降，许多民族企业主都几乎是愁眉难展，唯独天厨味精厂一枝独秀。他不但没被汹涌而来的洋货冲垮，而且冲垮了洋货。由于前面交代过的成本、心理效应等竟争优势，逼得日本味の素节节败退，难以招架，在多种洋货逞凶、众多民族企业屈侮中，独争了一口气，反败为胜，大快人心！

这一年年产量由初建一年的两千多公斤飞快地翻了两番多，达到了九千公斤。转年，一九二五年，因有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相助，日货更受抵制，本来无力与味精竞争的味の素更趋颓萎，连南洋的华侨也弃日货味の素，改用了国货味精，进入了“天厨”。佛手牌味精不但打入了南洋各国市场，而且很快就成了该市场的紧俏商品。产量也因之较一九二四又翻了一番！直到一九二八年，几乎是年年翻一番，产量自一九二四年起翻了近五番。此间，每年除扣除公积金外分红两次，每次一股得银洋一万七千五百元，总经理和经理尚有额外所得，须知一九二三年秋集资时，每股才是五千元哪！事业如此之兴旺，经营如此之红火，莫说较那些艰苦挣扎的企业，就是当时的整个工商界也是很少见的。岂不令股东们额首称庆，国人拍手称快？

仅管产量大幅度成倍增长，仍是供不应求，而滞销于一隅犹如困兽的味の素，由于无人问津，只急得经销商们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天厨就乘机派出人去私下里压价收购，再集中在一个亭子间里改换成味精的包装，投放市场。

日商多少年来都已惯于以居高临下的优势与海关等特权雄踞中国这个广大而优厚的市场，尽情地攫取，如今一旦被味精将其味の素击得狼狈不堪，如何能不又急又气？气急之下，又采用了他们一贯的霸道野蛮手法，鸡蛋里挑骨头，硬是牵强附会地将天厨产品的名称“味精”说成是由他们曾做过的味の素广告词中“调味精粉”中截取下来的，于是抓住这根稻草由日商铃本株式会社出面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商标局提出了“抗议”，要求取消天厨厂味精商标的专用名注册，企图以此破坏味精的声誉。迫得天厨只好派营业经理王东园携上重金赴北京去打官司。

王东园不愧公关老手，天厨又不惜重金，再加上任何腐朽政府中都会有民族良知未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