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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杂志。为了扩大影响，宋棐卿主办了一个家政型杂志，依其基督教义，取名《方舟》。教徒们自然熟知也崇仰“亚诺方舟”，而当时天津的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有几个不是基督徒？而这《方舟》，由于宋棐卿不惜工本装饰，不惜重金约稿，又都是众所关心的热门课题：家庭与家庭关系，妇女与妇女问题。基督教义自与封建礼教大有差别，在对待妇女与妇女问题上，前者要较后者进步得多，自也在客观上冲击与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宋棐卿也不时地动笔撰稿，也写过一些生动有力的文章。譬如他在一篇抨击军阀摧毁破坏民族工商业的文章中，形象地把军阀比做洋人的恶奴，把中国比做金碗，恶奴们毫不吝惜地摔碎了金碗，争相抢到碗片，然后拱手捧送给各自的洋主人，再恶狗般争抢洒在地上的饭粒，吞入了自家的私囊！要救国强国，就只有努力兴办实业，以弥复这个灿烂的金碗，再将生米煮成熟饭，装进金碗里，以奉献与供养国家与国人。

类似的既生动形象又鼓舞人心的文章，时见于《方舟》，人们，特别是妇女们，更像欢迎教义中的“亚诺方舟”般欢迎杂志《方舟｝。欢迎、了解《方舟》，自然也就欢迎、了解与《方舟》关系密切的“抵羊”，更何况“抵羊”还不时地活脱脱地登上《方舟》呢！

宋棐卿就是这样无孔不入、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宣传“抵羊”，他行也“抵羊”，坐也“抵羊”，想也“抵羊”，说也“抵羊”，家里、厂内，交际之间，无不“抵羊”，逢会必强调“抵羊”。在一次高级职员会上的一番话，正是他对“抵羊”感情的典型流露。他说：

“东亚这篇文章的大题目就是毛线，一切遣词用字都不能离开毛线。而毛线要靠毛线养。所以，我宁可放弃德昌的‘飞得禄’，而事事不忘用‘抵羊’做引，还用‘抵羊’收尾。别人交往应酬多是请客吃饭，吃完了人家知道的却是某某饭庄的厨子好坏。因此，我在交往应酬中尽量是赠送‘抵羊’牌毛线。有人说我这样是侵犯了股东分花红，其实，这正是为了股东的利益宣传东亚，没有毛线，就没有东亚，自然也就没有了股东们的利益。这是需要东亚同仁平心静气多加解释的。”

连夫人也被他调动了起来，受了感染，几乎在任何场合，见到宋夫人都会发现她手上、袋里正有“抵羊”，而且往往是正在编织着什么，其熟练程度更为令人惊佩；一天能织一磅多毛线量，而且细密、精巧，花样翻新，高速地编织出来，再快速地送了出去，这特殊的礼物自也宣传了“抵羊”。

由于长期不懈、多渠道、全方位、灵活多样、无所不尽其方的宣传，“抵羊”在洋货倾注的高压下冲刺有力，走向全国，畅通无阻，在许多民族实业产品出路难中，独树一帜，奇迹般地突飞猛进。这固然有着许多经营上的关系，而格外地注重产品宣传这个现代化手段亦有它特殊的作用，有些手段已与今天的甚为接近，这也就充分显示了宋棐卿的经营意识是超前的，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现代化经营意识最浓烈者之一。

“东亚”厂内会使人想到沙漠中的绿洲

在陈旧的习俗包围中，他高举起《东亚铭》，向现代式文明进军，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小环境”，新鲜而生动活泼的局面，使人想起了沙漠中的绿洲。

在二三十年代的经营中，也有着花花绿绿。然而，尽管只从形式上看，也脱离不开传统的张灯结彩，金玉其外，往往的有些败絮在其中，环境氛围除热闹些外，很难寻求些进取的迹象，更不消说制度管理，目标规范，精神建设了。甚至有的企业，竟以为多余，只单纯将眼光盯在赢利上者，大有人在。可宋棐卿不，他在制度、目标与精神的管理与建设方面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投放了大量的资金的。

一个企业的内部形象，往往反映着它的精神面貌、经营情趣，所产生的心理效应，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兴衰。

宋棐卿是十分重视他的企业的内、外形象的，一进东亚，便觉得爽然一新，虽每日里都有数量很大的原毛与毛线的频繁的出出入入，可既不见其脏亵，也不见其零乱，办公楼、厂房都给人一种洁雅脱俗的感觉。进入公司内部，第一观感就是整然有序，而且具有今天文明建设中“标语上墙”、“目标管理”等具体手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在高高的山墙上的几行宋体黑色大字：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大饭堂里迎面显眼的大墙上则是用黑油漆刷写的巨幅横额，明晶晶八个大字：军事纪律，基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