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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社”排的《穆桂英挂帅》也不能及时演出。

大量美货倾销中国市场，百货业的职工们十分气愤，他们互相串连，研究抵制美货的方法，有人提议，应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共同抵制美货。大家同意这个建议。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在南京路山东路口的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这一天，永安公司的许多职工都赶去了。上午九点，会场里坐满了人，大家高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的歌曲。郭沫若、邓初民先生登台演讲。这时，一批混在会场的特务大打出手，拿出铁尺、榔头奔向主席团，大批员工挺身而出，拉紧手，保护主席团人员撤退。在与特务的搏斗中，永安公司一个青年店员梁仁达被特务活活的打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九”上海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惨案”。

梁仁达壮烈牺牲，使上海工商业广大职工义愤填膺，惨案后援会迅速成立，规模更大的爱用国货运动在全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永安公司饭厅里设立了烈士的灵堂，挂起白布，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郭琳爽知道梁仁达新婚不久，妻子怀孕在身，他对参予烈士祭悼活动的工作人员说：

“要使每个上海人都知道梁仁达烈士是提倡用国货被打死的，对他的妻子要照顾好，安排好她的生活，公司对一切悼念祭奠活动，都要尽力搞好。”

很多员工亲赴梁仁达家，向他年轻的妻子捐款捐物，向其父母失去儿子表示同情和关怀。

梁仁达之死，对永安公司职工的教育太深刻了；他们曾经尝过英国佬的苦头，在“租界”成为上海的孤岛时，英国一脚踢开了永安公司，取消了注册；当上海沦陷后，他们几乎丧失了永安公司的主权，很想依赖美国这个大靠山，得到美商注册，可是过了不久，又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过了八年亡国奴的生活；原以为就此可能是天下太平了，殊不知美货充斥上海市场，逼得中国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他们深深感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自己强盛的工商业，总是要吃亏的，难免要遭受别人的奴役，过着屈辱的日子。当然，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郭琳爽的国货商场也难以开张营业。

内战来临之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可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南京政府处于鸟兽散的境地。

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遭到了严重经济危机，不得不宣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黄金、美钞、银元，限制物价，冻结工资。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了。

物价越限，抢购风日盛。到十月中旬，永安公司每天只营业六个小时，人如潮水般涌进大门，不问价钱多少，大量购买食品、日用百货。营业额比平时增加十二倍。郭琳爽写给香港总管理处的汇报中写道：

“沪上抢购之风，日益如炽，所有日用百货，各店都抢购一空，酒楼饭店人满为患，但均无货供应，多呈半停顿状态，升斗小民，欲哭无泪。本公司早为一般人抢购之对象，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因是存底日浅，难于补进，商人至此，诚难乎其难矣。”

不到三个月，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电台广播了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的“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对于挽救经济危机已“无能为力”，只得“解冻物价，另筹良策”。广播一结束，物价飞涨，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在这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后的三个月中，永安公司损失流动资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当于四万两黄金。损失如此惨重，永安公司几乎难以开门营业了。

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彻底被打垮，解放大军就要横渡长江。郭琳爽对国民党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但对共产党也是十分担心。若是共产党掌权，对我这个大资本家会是怎么样呢？

在此时刻，郭琳爽很希望能听到二伯父、父亲的教诲。恰好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二伯父曾来信，只是说道：

“沪上近况均悉，余寝食不安，窃以为自永安创业以来，目睹盛衰，不胜法叹。际此时局动荡，变幻无常，影响至重至大，未来局面更不堪设想也。惟望贤侄等尽力维持，俾得安渡危机，则艰难创成之事业，庶可保存。”

二伯父的来信只是安慰而已，并未指出良策。能与其商谈大计者，只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