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页)

，高佑民的话就说得有些粗。薛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意思是让他冷静一些，别上火。薛村开始讲话，他没有习惯性地干咳，也没有清嗓子，他的喉咙总是那样干净、清亮、没有杂音，是当年教语文时朗读课文练出来的，吐字清晰，抑扬顿挫，手指头还在环形会议桌上做出弹奏的姿势，很富于感染力。听薛村讲话是一种享受，而且他从不讲透，也不必讲透，他喜欢讲半截子话，但讲到一半你心里就明白了，明白了又还有某种神秘感。这是水平。但再高的水平也难免有瑕疵，譬如他每次的开场白听了却让人不太舒服。不管大会小会，比如说就这么几个人的会吧，他也要很响亮地喊一句：“请大家注意！”这也是他以前上课时喊惯了。什么都好改，就是习惯难改，不喊上这样一嗓子，就像缺点什么，总有那么点不完美的感觉。

薛村讲话时，高佑民打开自己的茶杯，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然后，他就一直用脚微微敲着地面。他心里憋着一团火，这是可以让他压下火气的一种方式。他不知道薛村要讲那些大道理做什么，动不动就是策略啊方式方法啊，当政治变成了诡计策略充满了欺骗，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正可言？而且薛村讲的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话，只有暗示，没有一句明确地表态要怎么办，这个人在权力运作中已精明得像一个成本会计，他不愿付出任何成本和代价，凡是有可能留下后患的关键之处，他马上慷慨激昂地发一通感慨，却把该讲的一概委婉而巧妙地躲开了。听他讲话，很容易跟着瞎激动，等到不激动时，就不知所云了。

薛村讲完了，按理该轮到高佑民了，薛村却把目光投向了一位助理巡视员，老黄。老黄当了十几年的建委主任，上次在五选四的副市长竞选中没选上，就被任命为助理巡视员了，也是副市级领导。这样的一个职务很难翻译成英语，也可以根本不管事，但薛村给他安排的事情却比一个普通副市长还多，还恰恰要他管外事口。每次他递给那些老外名片，老外都要研究很久，而哪怕最好的翻译，要把这样一个职务翻译出来，也相当有难度。这也成了老黄的一个心病。老黄跟薛村跟得很紧，目的很明确，争取在下一次人大换届时名正言顺地干一届副市长，到时候翻译起来就简单了。

梦城　第二十二节（2）

而在这样的高层会议上，老黄又通常是薛村的翻译，把他那些暗示性的语言明确化。他的这个角色，让他有许多插嘴、插手的机会。而这也正是薛村的韬略，他特别需要在班子里有这样一个人。现在，老黄借着这个机会又插嘴了，老黄说，市工总，五千多职工，这还不包括退休下岗的六千多，连家属在一起几万人，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这些年走下坡路，还是包袱太重，不比那些个体户，轻装上阵，只顾赚钱，不管职工死活。要说呢，市工总这个包袱，不是给谁背的，是给咱们市政府背的，邹含之是在给我们这些当市领导的背着包袱啊。我们不能把市工总甩了，不能把邹含之甩了……

老黄讲话语无伦次但意义明确，那就是国家的工程只能给国家的公司干。高佑民再也忍不住了，哼了一声：“那还要搞什么公开招标呢？既然一开始就打算当婊子，那就干脆脱裤子，何必要把脸装进裤子里，受这种罪？憋不憋人啊？”

“老高！”薛村语重心长地喊了一声，但脸上还是笑着，口气是一种提醒式的：“老高啊，咱这是在开政府常务会啊。”

高佑民很难看地赔了他一个笑脸，还道了一声歉：“对不起了，我刚才的话是粗了一点，我本来也是个大老粗，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再说吧，抱着的孩子长不大，上次鹭鸶湾立交桥，我们照顾了市工总，不错，市工总为市里节省了上千万投资，还评上了国优，可他们公司的总体亏损却更大了，他们在银行里的烂账岂止是节省下来的那么一点钱，几个亿啊，我们市里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多少？你们都会算账，你们算过这笔账没有？”

老黄趁机插了一句嘴：“老高说得对，市工总亏损这样厉害，财政背不起这样一个大包袱，银行也背不起，这个、这个还得加强他们自身的造血功能，所以我们才得把云梦大桥的工程交给他们啊，好歹也能补回来一些亏空。”

“补不回来的，云梦大桥不是鹭鸶湾立交桥，总投资几个亿啊，公司最少要带三分之一的资金进场，市工总有这个实力吗？银行还敢给他们贷款吗？”高佑民对枯燥的数字特别感兴趣，还特别有记性，他扳着手指给你算，把一个个数字算到你头疼，整个世界仿佛都掉在那些数字里了。他这样重复再三地算着时，在座的每个人一下子都傻了眼了。没有比数字更残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