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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便是。这边厢还有专门的公司为你预备礼品，从洋烟洋酒，到瑞士名表，从白玉金牛到紫砂陶器，某某年礼品完全手册，想送什么，送什么档次的礼品，为你着想到了家。有段时间，书商们喜欢做金书，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做金子的书呢？人家告诉我，送礼呀，官员最喜欢的还是金子，但直接送金子不好，名曰送书，实际送的是金子，皆大欢喜。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官礼市场，存在许多专门吃官礼饭的商家。

过年是国人的大日子，大日子送礼，人情往来，是民俗也是官俗，官场也是人间，杜绝干净，谅有困难。但是，任由此风劲吹，将人情往来变成仕途的苞苴，而且因此而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官礼市场，对世情政风，都不是好事情，既败坏了官场，也毁坏了商场。因此，最好对过年的官场送礼，加以刚性限制，限制礼品的含金量，将之限制在象征性的东西上，君子之交，即使不能淡如水，也要清淡一点。此时的监察机关，最好勤快一点，一头盯商家，一头盯官场，如果有人拿出特别的大礼，一查一个准。

集体下棋与民主制度

旅美华人学者萧公权在*里提到，他1930年代在清华教书的时候，同事们有个集体下棋的爱好。凡是集体下棋，奉行的原则不是观棋不语，而是观棋必语真君子。只要有人对弈，围观的人自然分成两拨，群起支招。这不像街头对弈，下的人和看的人往往素不相识，贸然支招，兴许对弈者会不高兴，轻者白眼，重者没准就打起来也未可知。但是清华里面的集体下棋，大家都是熟的不能再熟的同事和朋友，前来助拳，无论高低，对弈者都只好受着。结果对弈从两人世界的单挑，变成集体对抗行为。

集体下棋，效率多半高不了，因为每一步都会有集体讨论，争个没完，达成协议，才能落子，好在对方也遵循规矩，一人一步，断然不会一个人连走两步，所以棋局进行虽然慢点，大抵能够终局。

这种集体下棋，拿棋子的人，手高手低其实关系不大，反正背后有一堆人出主意，特别臭的棋一般是下不出手的，大家七嘴八舌，争够了，棋才下出来，虽然未必有多高，但多半是支招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果，一般来说，漏招、勺子或者明显看错的事，不大可能出来。但反过来，特别高明的招数，可能也没有，因为支招者众，意见往往难以统一，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妥协的结果，比如一步棋有上、中、下三策，最后落实到棋盘上的，往往是中策。

对弈者想要乾纲独断，自己当回家，不听群众意见，多半行不通，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力排众议，走自己的路，是走不了的，因为大家一定拉你回来，不回来也不行。要想不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弃权不下了，换人。

最有意思的是，下棋总免不了有输赢，只要有输赢，输的一方支招者，必然埋怨弈者，即便这个弈者不过是傀儡，输棋的责任，也都赖他，观战支招的，没有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如果再战，大家肯定一致决议换人，只要被换掉，成了观战者，那么就马上拥有批评弈者的权利，指手划脚，显示高明。

这种集体下棋，其实很像*政治，而且是相当成熟的*政治。

*政治效率不高，遭逢战争，特别明显，人家突然袭击了，这边反应过来，亏已经吃大了，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占下风，有的前线国家，往往来不及好好应对，就被打败了，比如二战时的法国。好在一旦反应过来，*政治由于公民参与度高，资源动员能量很高，因此显得后劲十足，往往可以凭实力压倒对方。

*政治出错、尤其是出大错的几率不高，但奇招险招也别想问世，拿出的决策，往往中等偏上者居多。战争时期也是如此，*国家往往跟对手拼实力，作战不追求奇迹，等待对手出错，一点点取得优势，在平淡无奇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国家的领袖，个人才智往往不取决定性的作用，才高八斗者未必发挥得出来，才具平平者也能安享大位，只要他是选举选上来的，就一切OK。和平时期，往往不是那些真有智慧的人能够胜选，才具平平之辈，只要背后有大财团支持，选举策略运用的好，胜选概率反到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制度的制约，个人才能对于国家治理，作用不是一点没有，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真正能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倒是那些威权国家，只要在这种国家，政治往往会带上领导者个人的色彩，才高者往往纵横捭阖，飞龙走凤，时有神来之笔，愚蠢者则刻板僵化，墨守成规，怎么看怎么让人闷气。但是，在威权体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