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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六桩罪过，六桩罪过，件件都是大臣们惹的祸。从满汉大臣到诸王贝勒，从领兵将帅到满洲的包衣奴才，从外官到京官，一个都逃不掉，言外之意，地震都是这些人欺压百姓招来的。与此同时，皇帝还广开言路，号召臣子们在提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也提一点批评意见。

就这样，一场灾后的反思检讨运动开展了，所有有资格说话的大臣都在找不足，不足也就真的被找出来很多。显然，即便所谓康熙盛世，国家一样问题多多，三藩之乱虽然平了，但平乱过程，官军和叛军，都一样杀良冒功，战乱对百姓的扰害，跟遭了灾也差不多少。各地官员，趁着战乱，中饱私囊，欺压良善，也不少见。开特科取士，得意的，也无非是若干文人学士，前明遗臣，干老百姓底事。煌煌的文治武功下面，不那么煌煌的事，还就是不少，检讨一番，此后一段时间，至少国家的吏治还真的清明了不少。

当然，这种反思和检讨，很像是郢书燕说，人跟老天错会了意，借着原本跟吏治不相干的灾异来说事。不像今天这样，去检讨防灾的措施，救灾的体系，如何加强灾情的预报等等。然而，这样的错会意，老天并不见怪，而这样的检讨，对于国家，对于百姓，却是有好处的。地震是天灾，面对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能做的，除了行动，关键是态度，人的态度，对人渡过灾难，以及灾害重建，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面对灾异，人要反思。即使在迷信氛围里的反思，对国家，对黎民百姓，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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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三个面相（1）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的国家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当然，准官方的民国史是有的，是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出头主编的，但没有修完，就草草收兵。新时代的官方似乎对原本该民国修的，而且民国时期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更感兴趣，砸下数亿巨资，有文化部主导，有专门班子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纂之中。

跟官方对民国史的冷漠相反，民间却对这段历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市面上，只要是民国的书，都卖的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着诱人。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甚至有人说，中国最好的政府，就是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

无疑，民国史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长，也最艰难的一段*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100多后依然还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上。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扞格和话语吊诡。

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没着没落的。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搀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的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