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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现在卖杂货的大榆树街的一半，北面的部分，路西是国营鱼场，右面是废品收购站，和一些水塘子。那地方很荒凉，因为再朝前走走，就是埋死人的乱岗子了。

最初的时候，菜市场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店面，有名的地方，就是酱盐店，茶馆，公厕，街道福利厂，土产公司门市，小百货店，其他就是一段一段的围墙了，西边是文化馆的围墙，东边是人民剧场和交通局的围墙。卖菜的，蹲在路两边，在地上铺个摊儿，就可以做生意了。

那时市场管理时宽时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老菜市历经着兴衰。市民们买粮食副食品，基本上都是凭票到公家的店里买，但鸡蛋、大白菜、瓜桃梨枣、鱼虾之类，就只要到自由市场里买乡下农民自家生产出来的商品了。记得严管时，鸡蛋都不可以卖，市管会的人，常追得小贩满街乱窜，抓到了，就要全部罚没。*初期，街道上把我们不上学的小孩子组织起来，跟着一个小老头儿，拿着个电扩音器儿，臂上戴着红袖章，天天在街头巡逻，那是我小时候难得的最风光的时刻。在我们手下，不知抓获过多少小商小贩，看他们可怜的求饶和泪眼，我们却从未心软过，因为那是阶级斗争。

母亲常在下傍晚去市场买菜，因为这时菜都是挑剩的，卖东西的人急着走家，只要全包下来，价格就只是平常的一半不到。我们小孩子几乎没到市场上买过菜，最多是到酱盐店里打酱酒买粗盐。最壮观的卖东西的场面，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是有人从肉联厂买来兔子头，放在大锅里用盐水煮了，五分钱一只卖，竟然几十人围着那大锅在津津有味的吃。一是有人用大铁锅煮了山芋五分钱一斤卖，也是围了几十人在那儿津津有味的吃。后来听说这两家都发了大财，但不久都被市管会查封了，罚收了所得。

过年的时候，菜市场门口是卖爆竹的天下，我们整天呆在那儿，用零花钱买来散爆竹，放着玩。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是有个卖爆竹的，看着一张八仙桌，在菜市场门东侧卖得正投入，突然有人投来火种，炸飞了他一桌的爆竹，我则趁火打劫，抢走了好几挂爆竹，过足了放爆竹瘾。爆竹那时似乎可以自由买卖，但必须交税，有一次，山东老家来人卖爆竹被工商局查了，半夜跑我家来，让走后门把查禁的爆竹要回来。局长虽住我们隔壁，但情却是绝对不讲的。

没想到，多年之后，下放的我，竟然也会在老菜市里卖东西。那是*后期，市场的管理越来越松，老菜市的规模已是占满了那整整一条街，还延伸过了小十字街口，占满了对过的那条老街。因为自己身份的特别，属于生产队里最“公正”的一族，所以生产队为了变点机动的钱花，就让我和会计一起去运河老菜市里卖大米和卖牛肉。那时我总是把头低的很低，怕被熟人看到。

更没想到的是，当年我们在当市管会的业余纠察队员时，领导我们查市场的市管会工作人员之一的朱廷久先生，如今已是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并且还是我的忘年挚友。我们最佩服的一次行动，是他查获了一桌赌徒，那四个在老菜市的一间小屋里赌博的家伙，只好低着头，依然坐在桌子四周，桌上摊着麻将，而那张小桌子，此时已摆在了市场的路边示众呢！

如今的老菜市还在，只是成了卖日用杂货的小市场，路两边已是改造后的两层商住楼，改革开放之初，也曾无限风光过。不过，如今却是楼旧路破，很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貌。有一天，我到那儿去买铁丝网制鸟舍，竟被一个卖锅碗瓢勺的摊主一迭声的“大学生”叫住了，一看，哈，竟然是我的老邻居，原来是在平马车社拉板车的。乐哈哈的神侃半天，根本不像生意人。对于他来说，卖东西不过是个幌子，在街头看景才是真的。想来他还算是子承父业，我记得他父亲是卖咸鱼的，六十年代初就死了，家道十分殷实，是我们高台子上第一家盖瓦房的呢！

2007年10月14日

县医院（一）

习惯把市人民医院叫县医院。叫了几十年了，不仅是我，许多人都如此叫。其实，这与其说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感情。

曾在《公厕》里，提到过县医院的公厕。苏式的标准化的厕所，胜过民居。在那样的厕所里方便，也是一种享受。因此算得上县城里的一个景点，特别是乡下来的人，进出医院公厕之后，回到乡下，都要津津乐道一番：卫生、整洁、洋气、气派。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文化&amp；not；——厕所文化。中国人历来重吃不重拉，把厕所建得像洋房，是传统观念上的强刺激和突破，也是一种文明观念的普及。所以，医院的公厕，实际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