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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忧郁地表示怀疑，他能否把自己的思想解释清楚，因为他这本书的评论者们根本不懂得他的论断过程。他说：“我开始认为我自己是完全错了，我成了一个最愚蠢的人，但是我还不能使自己相信，难道赖尔、您、赫胥黎、卡本德、爱沙·葛雷和华生等人也都是蠢才吗……不管怎样，时间会说明一切，而且只有时间”。

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至于有关这一问题的意见的进展，我清楚地看到它是极端缓慢的，差不多同物种变化一样的慢。那些暴风雨般的敌对意见正使我变得衰弱起来，我未必还能再有所作为了”。

就在达尔文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赫胥黎又给了他以意想不到的帮助，达尔文开玩笑地称赫胥黎是“我的总代理人”。

赫胥黎没有白白地磨利自己的“爪和牙”。

一八六○年六月“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召开会议。大家都在谈论《物种起源》。六月二十一日牛津的道宾尼博士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论植物性别的终极原因兼论达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主席请赫胥黎发表意见，但赫胥黎拒绝了，理由是“大部分听众过于感情用事，这会影响他们进行有理智的判断，所以不可能在他们面前展开科学讨论。”奥温表示愿意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考察这个问题。他相信有些事实能够使公众断定达尔文的学说正确到什么程度。他认为，大腥腥的脑结构就属于这类事实。他认为，大腥腥的脑同人脑的差异当然比大腥腥的脑同最低等的猕猴的脑的差异要大。

曾经研究过类人猿的脑结构并得出了完全不同结论的赫胥黎，对此发表了如下的意见：“我要直接而明确地反驳奥温先生的这种论断。我的行动方式虽然不同寻常，但看来是必要的。我将在别的某个场合来证实这一点”。后来赫胥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赫胥黎认为，当在场的广大公众对科学问题都是些门外汉时，这种场合就不是进行科学争论的场所。因此，无论是他还是虎克，当他们听说在“英国科学协会”的会议上英国的芝威柏特将作一个报告，题目是《论欧洲的智力发展兼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以及牛津的主教韦勃甫司准备“摧毁”达尔文的无神论学说时，他们都不打算出席这次会议，但是赫胥黎偶然遇到了《创造的痕迹》一书的作者詹博思，他请求赫胥黎一定要去参加会议，“不要抛弃我们”，虽然这个“我们”有点取悦于赫胥黎，但赫胥黎却答应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虎克。

韦勃甫司是牛津的主教，数学家，他对自然史了解甚少，但是，正如达尔文的朋友们所听到的那样，他却被奥温“塞满”了许多反对达尔文的东西。作为宗教界的发言人，他还是很有威望的。因此，当他准备“消灭”达尔文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来参加会议，其中有许多宗教界的人士和女士。

共有七千多人。

这里我不来详细描述这次著名的会议，我请求读者去看一下前面指出的我的那本书。韦勃甫司的演说很吸引人，演说中充满了对达尔文的冷嘲热讽，博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他预见到赫胥黎将要起来反驳他，因此他在结束演说时向赫胥黎提出了一个问题：赫胥黎教授是否认为他是通过他的祖父或者通过他的祖母而来自猿猴呢？这个问题引起了哄堂大笑，赫胥黎接受了挑战，他很镇静地指出了这位主教在发言中所犯的许多自然史方面的重大错误，然后对这位主教最后提出的一个讽刺性的问题作了如下的驳斥：“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一个猿猴而感到羞耻，使我感到非常羞耻的倒是这样一个人，他浮躁而又饶舌，他不满足于他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所取得的令人怀疑的成功，而要插手于他一窍不通的科学问题，结果只能是以自己的夸夸其谈而把这些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并且用一些娓娓动听的但却离题很远的议论，以及巧妙地利用宗教上的偏见而使听众的注意力离开争论中的真正焦点……”

赫胥黎的这篇发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会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英国人应该承认，这位主教由于对赫胥黎的祖母说了那种出自“非绅士之口的”无礼语言而使自己受到应的谴责。

在赫胥黎之后虎克接着发言，他根据自己所知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主教对植物学的无知，主教没有提出反驳，会议就结束了。

牛津辩论会的结果大大地振作了达尔文的精神。主教受到的教训使那些外行的人们不敢再发表肤浅的言论和进行冷嘲热讽了。毫无疑问，这个教训在伦敦的舆论界对于捍卫新的学说起了转折性的作用。辩论会的一个参加者后来告诉达尔文的儿子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