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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石，熊廷弼还亲统京兵五千、战马六千匹出关。明军火器很多，仅由京解运出关的灭虏、虎蹲炮就有五百一十门，运至广宁的硝磺火药有二十一万余斤，还有二十二万余斤留驻永平。到交战前夕的十二月，援辽官兵出关总数已达二十万。其中，广宁有兵十三万，熊廷弼领兵一万，驻右屯卫。

就兵数而言，明军超过后金兵，以武器而论，明方火器众多，又是以守待攻，因此这次大战，应是不相上下难分胜负的。但是，明军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明朝政府已十分腐朽，承担不了抵御后金的重任，兵再多，将再广，武器再好，也挽救不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这集中地反映在所谓的“经抚不合”问题上。

“经抚不合”，是当时明廷朝野中十分流行的一个专用名词，指的是辽东经略熊廷弼与辽东巡抚王化贞两人意见相左，势如仇敌。熊为经略，应当总理辽东军务，应是主管辽东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最高官员。王化贞是辽东巡抚，理应为熊属员，听其指挥，但实际上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明廷（主要是阁臣和兵部尚书张鹤鸣）对王化贞言听计从，宠信备至，授予军事指挥大权，对熊廷弼则多方遏制，屡出难题，驳其立议，而且纵容科道对彼纠参。王化贞独镇广宁，拥兵十三万，而号称经略的最高长官熊廷弼，只有官兵一万，对军事行动没有决策权，进止悉由王化贞独专，熊则困坐山海关，“徒拥经略虚号而已”。交战前夕，帝命群臣集议战守大计，除太仆寺少卿何乔远、御史夏之令、给事中赵时用的主张与熊相同以外，“余多右化贞”，兵部尚书张鹤鸣更力主专用化贞，撤掉熊廷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是明帝认为熊无才干或一直不信任熊廷弼吗？不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三日沈阳失守，十九日报至京师，朝野震动，帝即传谕内阁，速上应急长策，二十日，大学士刘一燝立上奏疏，极言“熊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驱除，及下九卿科道会议，又皆畏避，不敢异同，而廷弼竟去，今遂有沈阳之事”。又说：“昨辽东按臣张铨遗书长安，谓今日急着，非旧经略熊廷弼不能办此事。”《明熹宗实录》卷八。二十五日，帝命起用旧经略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马上差人守催”，令其即来任职。二十六日辽阳失陷消息至京，“京师戒严”，诏令廷臣集议，均无良策。二十九日，帝特遣专使捧敕，往谕熊来京任职，其敕说：

朕惟尔经略辽东一载，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后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风闻纠论，敕下部议，大臣又不为朕剖分，听令回籍，朕寻悔之。今勘奏具明，已有旨起用，适辽阳失陷，堕尔前功，恩尔在事，岂容奴贼猖獗至此。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遘兹外患，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其即日叱驭前来，庶见君臣始终大义，特命该部赍敕召谕，如敕奉行。《明熹宗实录》卷八。

此敕高度赞扬了熊廷弼“威慑夷虏”保全危辽的卓越才干和特殊功勋，谴责了言官和兵部乱发议论排挤能臣的过失，责备了自己误听闲言的错误，恳请廷弼出山，为君分忧。这最有力地表明了天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知道熊是保全危辽的能臣，既有才干，又树立了功勋，因而重新起用，特予恩宠。

四月初二，帝又谕部院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当时倡议何人，扶同何官，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送贼，若不严核痛稽，何以惩前警后。”《明熹宗实录》卷九。随即将弹劾廷弼的御史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郭巩、阅视辽东的给事中姚宗文等，分别论处。

五月廷弼入朝，六月初一上抗金保辽的三方布置策，主守广宁，出舟师入辽南。初六日，明帝升廷弼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在此之前，辽东先后用了三个经略，即杨镐、熊廷弼、袁应泰，杨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袁都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右侍郎是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是正五品，而此次廷弼升为兵部尚书，官品是正二品，兼右副都御史，官品为四品，皆比过去的经略官品更高、职衔更崇。七月初三，以廷弼将离京赴任，帝从阁臣请，以经略尚书奉命专征，“宜重事权”，“隆礼数”，除专敕外，加赐敕书一道、尚方剑一把，将士“不用命者”，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又特赐大红麒麟服、彩币四。按明制，武官一品二品的官服，是绣的狮子，公、侯才能绣麒麟，这也表明廷弼是蒙受殊宠的。明帝又赐宴廷弼于都城外，命五军都督府及六部、戎政、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饯。《明史》评述此事说，此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