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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眼里都闪耀着青春的希冀与激情的光芒。

当我们为各自的理想苦苦拼搏，当躺在被窝里的我们因为寒冷蜷缩，当我们头顶悬挂的时钟滴答不停，雪花在外面准备着降落。1999年的冬天，终于来临。

那天早晨，我们都还蜷伏在温暖的被窝里打鼾，就听见窗户边的喜子一声闷喝：“下雪了！”

来不及穿衣服，我们三个“噌”地窜了起来，趿拉着鞋子，挤到窗边。

我们眼巴巴地贪婪地望着窗外的纷纷大雪，仿佛从小在南方长大。“我们去照相吧！”不知道是谁的提议，立刻得到了除了阿明之外所有人的赞同，因为他还得上班。

“好，好，好！同意，同意，同意！我这就去借相机！”不顾阿明的感受，我赶紧更衣洗漱准备下楼。

“我把这身大衣披上……”我一回头工夫，喜子已经占有了我的羽绒服……

我至今仍保存着那张诞生于同泽斋的经典照片—四个老爷们一溜地排坐，一起回首望向镜头，每个人都戴副墨镜，表情诡异而骄傲—背景：窗户上醒目地悬挂着不知谁刚洗过的内裤！

其时，我们简陋的录音机里播的最多的歌曲专辑是齐秦的《丝路》、老狼的《恋恋风尘》和许美静的《精选辑》。还记得有一次，阿明抱着吉他，我站在他身旁，两人一起装模做样演唱老狼的《音乐虫子》，还时不时地故作推敲斟酌状，坐在那边的喜子终于被我们骗过，惊讶并带着明显的赞叹说道：“哎？你们还真有两下子！这歌作得的确有水准！”直到我和阿明忍俊不禁，他才恍然大悟。室内一片狂笑……

而如今，已很难听到在同泽斋里飘荡的熟悉话语，很难坐在“归家”酒吧里憧憬未来述说理想，很难躺在床上几个人一起静听反复播放的许美静和老狼……

在那些无眠的冬夜，我们还坚持跑步。在我内心里永远定格的是那个十足的风雪夜—零下20多度，暴雪刚止，野风骤起，操场皑皑无垠，阿明、喜子和我，穿戴好行装，一字排开，站在雪地里。环眼，万径人踪灭；举头，千山鸟飞绝。我们互相招呼一声，点点头—箭一样向前奔驰！雪，没了小腿，随时可能摔倒。我们踉跄地坚持，我们高歌一曲《狼》前进，我们没因为环境的恶劣少跑一圈。每个人都努力坚持着，吐出的每一句歌词都铿锵有力，自信的笑颜绽放在每个人的脸上。我们知道，前方的终点，不是绝境，是光明！

四

人有时候就是靠着信念的支撑才得以活着而恰恰越是心灵丰富，修养高深的人，越容易仅仅由于信念支柱的坍塌而被击垮。

我既非傻瓜白痴也不是心有城府之人，所以，在看不到希望曙光的时刻，我选择了病倒。

我倒下了，在临考试的一个礼拜前。那段时间我总是莫名地烦躁与慌张，当再一次地清醒和恢复平静之后，我悲观，甚至于产生了厌世情绪。所有的理想，雄心，意志，在一个孤独的夜里，土崩瓦解。我撕毁墙上的书画，揉碎昨日的希望，在那个冰冷的冬夜，情不自禁泪湿双眼。

于是，我就带着病愈后的无谓和颓唐，参加了第二次考研。后果可想而知。

春天，我离开了同泽斋，在电视台找了份工作。其他三个伙伴也分道扬镳，只有喜子还和我在一起。每一个考研之后的人都不会是解脱，而是虚脱。真的是这样，一种激越澎湃的山涧落渊无声的空虚，一种疾驰的汽车悬崖失控的措手不及。同泽斋的我们没有像考前约定的那样出去痛饮，而是默默地思考明天。2000年春天赶来的时候，同泽斋成为了我们各自的一段历史。

喜子考取了北京某高校的研究生，阿明换了份新的工作，丹尼尔拎着电脑回到了济南，我名落孙山，当了记者。

那个时候，阿明借住在同学处，我跟喜子住到了他们的职工宿舍，每一天骑车来回一个多小时奔走，看惯了沈阳这个城市的草长莺飞，花开花落。那时我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下班时分看见夕阳红，看见那林荫路两旁白杨树的颜色由浅变深，由黄转青。后来，我在日记里这样记叙着：虽然，流浪的我们居无定所，年轻的我们还在奔波，不过，正像困苦会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一样，现在想来，这段苟且偷生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和可爱……

在职工宿舍的日子同样是温暖而欢乐的记忆。虽然，大家薪水微薄，但生活处处洋溢着无穷的幸福：善良淳朴的石头，顽皮真诚的小军，还有喜子和我。我们想什么就说什么，互相鼓励和帮助，无拘无束地生活着。我们轮流下厨做菜轮流买酒，偶尔还会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