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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路线。所以他发言要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

回到部队后，他按照中央书记处的传达大纲进行了传达，但他又加了三条原则：一是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二是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三是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信赖。后来国民党派了高级联络参谋去八路军总部。对此，彭德怀牢牢掌握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经常教育部队：红军虽然改编了，但红军的革命性质、红军的本色不能变，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德怀再一次态度鲜明地批评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正如他自己多次所说：他从多年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因而执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

以后，他熟练运用毛泽东的“又斗争又联合”，“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战术，指挥了多次反日寇“扫荡”的战斗，领导指挥了如“百团大战”这样重创日军、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伟大战役。

毛泽东拿到百团大战的战报时异常兴奋，当即回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9　月10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应仿效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这次百团大战发动之隐蔽，指挥之巧妙，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均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而富有特色的一面。后来在七大期间，彭德怀向毛泽东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斗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泽东说：“锻炼了军队。”

彭德怀又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毛泽东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春，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后，被迫改为向山东、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当时的西北战场，敌我力量悬殊，敌兵力24万，而且装备精良。我军只有2。5　万人，武器是手榴弹、步枪及少数机关枪，而且子弹奇缺。党中央毛泽东分析了此种情况后决定：暂时放弃延安，给胡宗南一座空城，让他背起“包袱”。我军则利用陕北的群众基础、地形特点，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逐次地削弱以至战胜消灭敌人。

3　月12日，彭德怀从前线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南泥湾、金盆湾、临镇等地前线部队防务情况。他强调了三点：一是部队弹药太少，需要尽快解决；二是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速度要加快；三是立即建立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

他说的第三个问题，正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此时彭德怀很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在贺龙同志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后勤人员也不过2　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泽东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很好。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哩！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肝胆昭日月，忠心垂千古啊！好嘛，我们三个人都同意了，回头再召开一个会，作出决定，再正式任命。现在你可以先开展工作了。”

西北战场从党中央毛主席撤出延安至瓦子街战役，我军在特殊困难又特殊有利的条件下转战陕北，党中央毛主席一直没有离开陕北，每次重要战役，彭德怀都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请示。同时他又以其长期的战斗经验和对革命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神机妙算，指挥若定，出色地实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毛泽东为西北战场选了两个极好的统帅——彭德怀和贺龙。他们一前一后，紧密配合，相互支援，共同写下了西北战场的胜利史诗。正如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所说：“彭老总、贺老总，你们两位，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一个当韩信，一个当萧何。”毛泽东对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的功劳大加赞赏，而且对他们俩的合作非常满意。他曾多次说：在保卫陕甘宁和解放大西北的整个时期，彭老总和我合作得很好。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制定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的部署时，总揽全局，为加强一野的兵力，决定将原华北野战军第18、19两兵团划归一野。

其实，这一重大决定早在1949年3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就已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