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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江流域之时，黄淮之间、运河以西地区又爆发了捻军起义。苏、鲁、豫、皖一带原有白莲教的余党，这时发展成为盐袅“捻子”（帮）。他们活动的范围即所谓“九省通衙之地”，虽无名都大邑，但出人方便，不过时有盐袅出没，村民械斗不绝，并且常常还与回民发生冲突，此外水患、饥荒不断，人民颠沛流离。1853　年各地捻党大致形成了统一的组织，势力之大，许多地区都是只知捻军，不知官府朝廷。捻军不断扩充武备、马匹，并向当地征收赋税，很快发展起骑兵队伍劫掠邻近地区。1855　年，捻军形成黄、红、蓝、白、黑五旗军制。他们使用暗号手势、献血结盟，人伙时还有一套复杂的人会手续，并且效仿太平军蓄留长发。捻军与太平军先后多次合作，但内部一直各自为政，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乡村，也未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不过，捻军首领渐渐建立起晓勇的队伍（尤其是骑兵部队），并在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先后牢牢控制了当地的兵勇、平民百姓和粮食供应。到了18　的年，捻军与太平军隐隐然已对清政府形成合围之势。

云南回民起义持续的时间更长。穆斯林自元朝之后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一直很有势力。云南的回民自成团体并时常与外界发生冲突，在争夺铜、锡、铅及金银矿源时尤其如此。当地的清朝官员人数不多，也很难行使政府的权威，如一名从麦加朝圣回国的阿旬，因发现孺家思想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聚众闹事时，官府儿乎无力治理，于1861　年才用招安的方法将之勉强平定下去。不过，云南西部的回民起义在杜文秀的率领下又坚持了十一二年。1856　年杜文秀定都大理，自立为新建伊斯兰国的苏丹。他从缅甸（后者将穆斯林称为Parthay　）　获得军火补给，甚至还于1872　年遣使至伦敦谋求合作，但未获得什么结果。同时，1862　年中国西南地区又爆发了一场回民起义，而贵州的苗民自1854　年以来也纷纷生事作乱。

这几场起义虽然规模不及太平天国起义，但都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清王朝身处内忧外患之中，一时岌岌可危。不过，内地的这些起义仍然无法产生足以取代传统社会的新型制度，相形之下，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倒是趁机在沿海地区大力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

七、条约体系的完成

这场起义造成了几百万人的伤亡，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成批的城池为之夷灭，与之相比，伤亡仅仅数千人的鸦片战争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同样，早期的鸦片生意、传教活动以及第一批通商口岸也未形成多大气候。它们并未直接触及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只是使人们对旧的生活秩序产生了疑问，并潜移默化地冲击着旧有的社会制度。不过短期看来，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并不总是起到革命性的作用，相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西方列强于1860　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满清的灭亡与中国政治的变革。从1851　年到1860　年，正当中国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西方一列强一反谈判做法，转而向清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之后转而又与清政府合作镇压国内的起义。19　世纪50　年代，清政府对地方（包括诸通商［上岸与内地省份）的统治遭到削弱，地方势力逐渐抬头。但在诸通商日岸，西方各国的领事建立了西式的统治机关。当时上海挤满了躲避太平军的难民。1853　年，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了上海，清朝的海关陷于瘫痪，自道台以下的官员尽数被驱逐出上海。上海洋行中的外商为求自保组织了“上海志愿军团”。1854　年7　月，英、美、法3　国领事联名要求上海道台准许他们自治并获得准许，此后在上海便逐渐形成“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各租界均有自己的武装与警察。这样，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通过租界在长江流域牢牢地攫取了一席之地，为上海日后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心打下了基础。

同时，由于当时上海未设海关，由英国领事负责租界关税事宜并把持了内地的洋货进「上关税。租界的关税本应一视同仁，但由于中方海关官员的作梗与各国外商之间的竞争，条约中有关关税的种种规定实际上无法实行。但如果关税不统一，自由贸易及合法的贸易发展势必受到威胁。因此，英、美、法3　国领事于1854　年7　月做出决定，由其向上海道台指派海关税收人员，以此保证各国外商利益一致，同时也确保关税能够交到道台本人手中。这即是中国海关外国监督制度的滥筋。自1855　年起，中国政府聘用英人李泰国（Horati　。Nelson　场）出任上海的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