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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最有影响的一支教派。禅宗是唐朝以后唯一保持学术生机的教派，其他教派则逐渐为禅宗和净土宗所吸收、同化，后来甚至连禅、净土宗亦逐渐没落，沦为揉合了方术迷信的汉传佛教末流。

佛教的社会功能

中国在修正佛教教义的同时，也对其制度进行了改造，以使它与中国社会更相吻合。寺庙开始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如充当旅店、公共澡堂甚至原始银行等等。另外厅院直到近代都是停灵下葬的场所：在中国人看来是佛教中最反人伦的禁欲制度也逐渐松懈，后来和尚们也逐渐可以像世人一样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了。

佛寺拥有的大量田产是惟一让政府感到棘手的宗教问题。权贵或财主们纷纷修建庙宇并大量施舍财物，再加上善男信女们的捐赠，寺庙名下的财产越来越多，甚至还发放高利贷或像地主那样兼并农民的土地。于是在统治者看来，寺院就成了威胁朝廷收入的一大隐患，进而认为有必要限制寺庙、僧众的人数及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而且统治者还认为，如果佛教真的对社会有利，那么不仅政府应该控制寺院僧众，而且佛教也应该成为维护其统治的一支精神力量。这种佛教与印度本土的原始佛教已经全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南朝的佛寺和士族一样都不受朝廷的控制，但在北朝却发展出一套管理寺院的制度。到4　世纪时，朝廷开始委任类似“主教”的官员来管理佛教事务，北魏时政府还对佛寺的数鼠及其田产进行了限制。唐朝时政府规定各道均设立一包括30　名僧众（在内）的佛教管理机构，到了；　29　年还下令每3　年清点一次僧众来贯彻这一政策。747　年朝廷开始采用度碟制度来限制僧人人数。不过限制僧众的政策时间一长也就失去了效力。信佛的皇帝和大臣们常常违反自己制定的法令，而私白剃度的现象更是所在皆有、

限制逐渐升级为残酷的迫害，当时不少人都攻击佛教为异族邪教，对佛教徒自残肢体、死后火化和禁欲等做法也大为不满，因为这违反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古训以及儒家的家庭观念。妒忌的道士们也跟着推波助澜。不过政府打击佛教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灭佛，政府可从寺院里夺回土地、劳动力、铸铜及其他财物。信徒个人倒未碰到多么大的麻烦。

北魏于446　年发动了排佛运动，北周也曾在574　年打击佛道，但规模最大的灭佛运动发生在841　年至845　年间。当时在位的唐武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据官方记载，在“会吕之难”中，共有4600座佛寺及4　万座佛堂被毁，约26　万僧尼及其所控制的15万奴隶被勒令还俗。这对佛教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击，因为这一印度传来的宗教本来已经渐渐失去它的内在生机了。科考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五经和儒家思想。而上层社会因此就渐渐对佛教失去了兴趣。禅宗倒是继续得到了发展，其影响又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其他佛教宗派则迅速地衰败了下去。

幸运的是，佛教在告别它思想和艺术上的辉煌之前，在甘肃西端的敦煌为后世留下一了一座永久性的艺术宝库。在敦煌千佛洞有一处藏经室，为防当时吐蕃人的侵扰，曾于1035　年封了起来，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日。这里保存了成千上万卷的佛经抄本，有些还是用各种中亚语言攥写而成的，不愧是唐时佛教全盛期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

尽管佛教在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而言它对中国文化并没有产生多少恒久的影响。它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补充，并未对中国本土的价值观有何根本的修正。佛教是平民百姓各种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的源泉，为中国的思想提供了某种思辨玄学的色彩并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简言之，佛教装饰了中国文化，但并非像基督教之于欧洲那样在整体上重塑了中国文化。

七、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外交流

六朝和初唐富有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异族入侵中原时带来了种种异域文化；佛教则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了动力与中介；地区间的海陆商业贸易亦大大超过了汉朝；而唐初则与印度和西亚开始直接进行交流往来。总之，在这段时期里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了20　世纪以前的最高峰。

文化交流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农具和一些发明。像茶叶就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起初人们把它当作一种促进思考的药材，到了晚唐茶成为一种普通饮品，并逐渐走向世界成为最流行的饮料。再如椅子是从西域传入的，数百年后逐渐代替了中土的坐垫与席子。不过大多数技术上的进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