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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收人同前代一样主要依赖农业赋税，但到了北宋，政府专卖收人和各项商业税收开始超过农业收入，到了南宋时国家收入就大部分是从商业中获得的。尽管后世政权更为依赖农业收人，但宋朝以后商业收入亦成为政府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这些政权的财政状况较前代更为稳定。

晚唐和宋代货币的广泛使用给国家的币源带来了压力。宋时平均每年的铸币数量为13　万一31　万贯，10世纪晚期达到88　万贯，到了11　世纪更高达183　万贯，但即便如此仍是供不应求。为了解决这一需要，政府有时限止铸币之外的用铜，或减少每贯钱的枚数，同时禁止铜币外流，并且在这一政策证明无效时，对铸币征收高达50　％的出口税。政府甚至在四川、陕西等地试行铸用铁钱以在汉人与胡人之间设一道“铁幕”，但未能取得成功。金银的使用（如金沙、银锭）一度解决了铸铜不足的危机，但奇怪的是，中国人很少使用这些贵重金属货币。

这时出现了一种最有趣的解决办法，即发行纸币，这就足以证明当时的货币经济是何等发达。当时政府和商人都面临着如何长途运送大量货币的问题。铜钱由于体积过于笨重而不合要求，于是各种纸币和票据应运而生。早在811　年，唐朝已开始发行所谓的“飞钱”来支付外地购买的货物。这种票据可以在京城兑换成货币。这种做法在宋代广为使用，当时曾制造出大量的此类票据。由于使用方便，商人们经常在同行之问用它来转账、划汇。

同时，在私人钱庄里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纸币。这种纸币类似存折，异地承兑时加收3　％的服务费。这种票据因其使用方便，起初以与其面值等值的货币流通。四川成都发行的“交子”是最著名的一种钞票，当政府于1024　年开始发行“交子”时，“交子”就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面额为整数．从200　到1000　（即一贯）不等，承兑时例收3　分利钱，而且每三年“一界”，发行新交子以淘汰贬值的旧交子

成都的交子起初发行了125　。　6　万千贯，后来又明智地缩减为36　万贯：另外其他地方也发行各种纸币。不过，政府一到财政困难时，就象后世各国政府一样，开始超额发行纸币直至纸币贬值。从货币的发展及其他经济特征来看，宋朝的商品经济代表了中国在19　世纪前的最高发展水平。

五、社会与文化

缙绅阶级

中国的商业革命对社会、政府的触动并不像西方那么巨大，其原因是，这场革命是在一个高度组织化、官僚化的帝国里发生的，这一帝国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并从中汲取新的力量。与之不同，欧洲封建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面对经济的变革束手无策而因此崩溃，并且导致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8　至13　世纪的经济发展确实也推动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当时出现的社会类型蕴含了许多现代都市文明的特点并且一直持续到19　世纪，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社会。不管怎样，12　世纪的欧洲文化似乎只是19　世纪西方文化的远祖，但当西方人19　世纪来到中国时，他们发现700　年前12　世纪的中国却更为年轻而富有朝气。从六朝和唐初的贵族社会到宋朝时基本上是平民性的、更为平等的社会，这一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的变化。在此之前，绝大部分土地有部分分给了农民，他们的劳动所得（农产品、劳动力）为政府古有，另一部分土地则掌握在豪门巨族手中，他们可以免交赋税并通过政治、军事手段控制荫庇其下的农民，并且凭着他们的财富与独立的权力基础左右朝廷。社会转型之后，政府与土地私有不再对立，而私有的土地、财产亦不再与权力或政治影响挂钩。其结果就是大批中小型地主的出现，同时，简便易行的新型赋税制度出现后，也使得先前的贵族很难再保持其不纳钱粮的特权并因此而逐渐没落下去。

商业和货币经济的飞速发展亦打破了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方式，而且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平民士子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权力渐渐集中在皇帝及百官手中，豪门巨族的政治影响也就日益黯淡下去了；同时，旧式贵族亦渐渐融人了缙绅阶级或地主阶级，分散的小块土地代替了大批集中的田产而成为常见的土地所有形式，替地主耕种谋生的农民亦从隶农转变成为佃农。

与旧式贵族相比，新的缙绅阶级对农业财富的依赖程度大大减轻了。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由于在中国拥有土地是件荣耀之事；而且土地相对可以避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