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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收到一封推荐信。信是他的老上级、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老先生写来,举荐自己的表侄,一个叫徐锡麟的浙江山阴(今绍兴)青年。
恩铭一直对俞廉三执门生礼,读过老师的信,就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个“会办”的管理职位。
所谓纳捐,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个官做。卖官鬻爵的事,向来不新鲜,可由官方予以合法化、制度化,明码标价出售的,可能只有这个大清了。
清朝从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时就开始卖官,以开辟政府财源,以后一直延续下来。价格公道否?来看光绪二十六年的价格:京官里郎中两千零七十三两,主事一千七百二十八两;地方官里道员四千七百二十三两,知府三千八百三十两,同知一千四百七十四两,知县九百九十九两,县丞二百一十两。那时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一百七八十块人民币,换算下来,可不便宜。
花大钱买官的人,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来的,上任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捞回成本,然后大赚特赚。靠薪水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手段必然就是搜刮贪贿。
清朝廷就不怕这些买来职权的官员坏了江山社稷吗?不怕。清末重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是当官。”既然这活儿说到底谁都干得了,那就把岗位卖出去吧,谁交钱谁干,无不能胜任之忧,有财源广进之喜。至于他们肯定会搜刮贪贿,那倒霉的是老百姓不是我;搜刮贪贿就搜刮贪贿吧,只要你不反清,那大家还是自己人嘛。
从最高层慈禧太后,到安徽巡抚恩铭,以及这个为表侄写推荐信的山西老省长俞廉三,都不会想到,有蓄志革命、力图推翻清廷者会纳捐进仕,打入官场,然后发动惊天一击!
这个清矍儒雅、秀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留日归国青年,在赴安徽省会安庆上任前对着他的同志秋瑾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恩铭哪里能知道,徐锡麟这个名字今后将和他恩铭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以“徐锡麟刺恩铭”的历史故事代代流传。
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徐锡麟及他的几个同志,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买官跑官者了。
徐锡麟无疑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数叛逆中最突出的一个。1873年,他生在富商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却从不安分。十二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功”而钻到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大力气将其找回,严加约束;他肯用功的不是安排好的功课,而是天文,常常半夜爬起来“夜观星象”,乐此不疲;成年后娶徐振汉为妻,婚后数年不育,家人欲为其另娶一房,被他坚决拒绝,然后带着妻子出走。
在决心打入官场、相机起事之前,徐锡麟在浙江已联络了大批革命同志。为了给这一艰巨事业打好基础,徐锡麟忘我奔走,时常疲倦得睡觉都不脱鞋袜,到醒来发现再想脱也脱不了,因为磨破的脚流出的血水已把脚和鞋袜粘在一起。
这个激情燃烧的人,一定会深深刻进历史!
到达安庆后,徐锡麟在武备学堂会办的岗位上卖力经营校务,以图恩铭信任、提拔,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一边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计划中的大事。因他是老师俞廉三推荐而来,恩铭对他自是毫不怀疑,还很欣赏他的办学成绩,准备培养重用。而徐锡麟不久感到这个武备学堂一点也不机要,一个月几十个银元的薪水也不大够让他从事地下活动,就写信要求表叔俞廉三再次出面请托恩铭。
当时徐锡麟买个道员,花了大钱,不过这个钱并不是徐锡麟从家里拿的,而是会党中人、富商许仲卿捐赠的,一捐就是五万银元,让徐锡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别买到了知府、同知等职位。如今不受重用,为徐锡麟纳捐而活动过的表叔俞廉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再次写信给恩铭,请他提侄子一把。
恩铭恭顺而客气地回信:“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悬念……适成立巡警学堂,以伯荪(徐锡麟字)之才,料可胜任。”
1907年初,徐锡麟果然就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
安徽巡警学堂在安庆城内东北角百花亭(今安庆二中),它是1906年清廷令各省办巡警学堂时创办的,是清政府专门培训巡警骨干的场所。学员分甲、乙两班,每班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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