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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过节的钱，而且赚到了我们家半年的生活费。

这一年其实我还是个学生，1978年邓小平启动了高考改革，原本出身不好的我在父亲的鼓励甚至是斥责之下参加了考试，考出了全县第二名的成绩。结果却只被录取在成都师专数学系，虽然不情愿，但我还是去了学校上学。而在1979年，我已经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又负担着家庭生活，因此格外艰难。

春节赚到这份额外的钱使我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个社会上可以赚到钱的地方，在于短缺。而且从此我就存了一份心，要下海自己干。

毕业之后，我分配在本县的教育局下属的电教队工作。但在大学里，我已经通过钻图书馆接触到的西方的很多理论和现象剌激了我，使我不满足于平淡的生活，因此我总在和几个兄弟一起讨论自己可以干些什么。一开始我们想办一个电子厂，甚至自己动手组装了一个音箱到市场上去卖，也有人要买。但这个办厂计划因为当时的计划经济控制而胎死腹中。

第一次的失败之后，1981年我们又开始了一次尝试。因为我的父母在县城附近教书，在农村里有着相当的威望，所以我们兄弟四个决定到农村去创业，因为我们讨论出来的可能是，当时做工业品没有多少空间，整个流通体系都还是国有的，国有的商店里不可能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产品进入，而农民则不一样，只要让他们赚钱，他们会愿意和你做生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选择了养鸡。这个生意一开始还不错，但最后却因为我们想做笔大生意而毁在一个外行的农民养殖户那里。那个叫尹志国的农民，赊账拿走了我们的小鸡，但因为自己没有养过鸡，所以所有的小鸡先后都死了。这使我们的创业陷入了困局，现金流完全断了——因为没有多少钱，我们养鸡的种蛋也是赊的，尹志国订的小鸡数量很大，而我们下的资金也很大。这一下，不仅让我们不能周转，而且那么多小鸡要不要接着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逃离。但四兄弟商量之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坚持，为了坚持，我们最后是把小鸡卖到了成都城里，最后勉强保本，结束了第一次创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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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到了鹌鹑金矿

1984年，我的大哥看到了报上说国家从朝鲜引进了鹌鹑。而且已经在四川开始了养殖技术的推广，四兄弟又商议着把鹌鹑养殖作为我们的创业的项目，而创业的地点就在我们养鸡的场地里。这一次我们终于挖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并且，我们在新津县掀起了养鹌鹑的热潮，并通过不断的推广把新津变成了全国最大的鹌鹑生产基地。

八十年代的新津还是个穷地方，人人都想致富，因此第二职业非常流行。我们养鹌鹑致富之后，不断有人向我们来取经。而出于本能的宽厚，我总是把自己辛苦得来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渐渐地，鹌鹑养殖在新津越来越旺。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养的人越多，介绍鹌鹑的人也就越多，吃鹌鹑肉和蛋的人也就越多，到后来，新津甚至成了鹌鹑的代名词。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兄弟们陆续都全职下海，因为很明显，生意已经开始做大。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实现了第一次转型，因为此时新津鹌鹑专业户已经越来越多，我们不转型就可能湮没在一片专业户的海洋里。

转型的方向是做鹌鹑饲料。很显然，养鹌鹑的人多了，鹌鹑饲料就会供不应求，但转型鹌鹑饲料并不容易，我和兄弟们一起学习了动物营养学的知识，并进行了开发，最后实现了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放弃养殖的主业，我们养的鹌鹑向种鹌鹑方向靠拢。此时种鹌鹑和鹌鹑饲料成了整个我们的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兄弟们都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但是鹌鹑的养殖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在新津已经远远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当时的新津，几乎发展到了户户养鹌鹑、家家有鹌鹑的情况。如果作为一个企业，我们当然不需要对这样的情况负责，但作为鹌鹑的引进者，强烈的社会负责感促使我们对此现象忧心忡忡，我们与一开始支持我们下海的几个县委领导商量，在新津写了一份告全县人民书发布，总算使新津的这一场鹌鹑热没有出轨——在最高峰的时候，新津的鹌鹑养殖量到了一个疯狂的程度：哪怕当时所有途径新津的火车都来运鹌鹑都运不走，这当然是一个危急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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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猪饲料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几个兄弟在新津发展我们的鹌鹑事业，其间我们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