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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理他,仍朝门口看。
结果我们一口茶也未喝,就出了茶馆。从街上跨出来,就是大马路。他把我带进一家百货商店,径直到布料柜台。他把我的心思揣摸得很准,他明白,即使问我,我也不肯回答。他选了一种蓝花的卡几棉布,那是母亲最喜欢的颜色。他把布塞到我手里,说我穿得太旧,叫我去缝一件新衣。我穿的是四姐的一件算不上衬衫也算不上外套的衣服,没式样没花案。不过他自己穿得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拿着花布,我连句谢谢也没说。我扫了他一眼,他眼里没有了笑意,不知为什么,有些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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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多钟,还不到晚上吃饭时间,两路口一带许多餐馆都未重新开张,一家家问过去,终于在附近找到一家,那家馆子场面挺唬人,他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带我进去,跟着服务员上了楼。
我坐在他的旁边,听着他叫菜,麻辣红烧豆瓣鱼,清水豆花,芹菜炒牛肉丝。
他很少吃,不断地往我碗里挟菜,我扒着米饭,米饭太硬,就喝豆花水,喝得太急,呛住了,他伸过手来拍我的背。我一停住咳,便搁下了筷子。
他的脸怎么看,也不象我,怎么看,对我也是个陌生人。显然此刻他全部心思都在我身上。有人如此看重我,想让我高兴,想和我熟悉,想和我交谈,有这么多好吃的鱼肉堆在我面前,没有人和我抢,没人怪我贪吃,给我脸色看,而我竟然一点也没胃口,也高兴不起来。我的情绪在惊异愤慨之间跳动,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一些怪念头,一句话,要想我认你作父亲,没门!
他要了一小杯白酒,我感觉到他已感觉到我的想法,这点,我身上倒真的流着是他的血,他看穿我,需要给自己壮胆。他喝着酒,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生日?”我重复一句,冷笑了,“我生日早过了,早过了九月二十一日。”
“阴历八月二十三嘛,我是在医院看着你生下来的。”他说,他不用想就明白我记得是阳历,而他和我母亲一直记阴历,十八年前阳历阴历同一日,十八年后,阴历就在阳历后好些天。
原来是这样!不是我一再费尽心机追逼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安排,早就准备在我十八岁生日这天告诉我一切。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呀,这么多年!为今天,这个人等了十八年。
他还挺守法的,说好成年前不能见,就始终等着这一天。不,不对,母亲当然想保住这个秘密,一定是她觉得保不住这个秘密,才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和他见面?这个时候,我才承认自己同样很紧张,很惶惑。他有酒,我没有。他有了酒后,就明白怎么说才能使我说话,于是我果真就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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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到城中心去,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人在街上走,仿佛屋子里的人都走出家门来了,汽车在有坡度的马路上必须接连不断地按喇叭,才能行驶。到处飘扬着旗帜,什么色彩都有,系在一些高层建筑物上的汽球,缤纷晃眼。街道变得太干净,许多房子还专门粉刷过,门面新配了红色对联,拉了金光银光闪闪的纸条,装饰得一点也不真实,就象有人为了显派,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压箱衣服取出。这一天很象一个什么节庆。
生父在这个下午和傍晚百般照顾百般讨好我,对此,我一点也不感激,这所谓的父爱,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我只是由着他做。吃过饭,他说,“去看电影?”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你妈妈说的你最喜欢书,电影,还有想吃好的。”
我当即点点头。
电影院里放二部连场电影。进去头一部国产片已放了一半,打仗打得乌七八糟,枪炮声满银幕爆炸,冲锋号的的达达地吹个不断,机枪一扫,国民党的士兵死得黑鸦鸦满田野。革命战士牺牲一个却要好几分钟悲壮的音乐,加入战友们的哭喊悲恸宣誓复仇。第二部是外国片,讲一艘装满旅客的船撞上冰山,沉到海里去了。他没怎么看银幕,老是转过脸看我。我说不看了,想早点回家。他低下头去看手表,说时间还早,等一会送我到车站,送到渡口,送过江去,让我放心。见我没有作声,他说:“不是你要见我的吗?”
“我已经见过你了。妈妈说不定在家等。”
“现在你已是成人了,法院也管不着我见你。”他霸道的口气一点不象作父亲的人,倒象我的一个哥哥。看完电影,他固执地领我上了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
在公园的最高点红星亭里,我想同他一起上这儿来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