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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与我对接近人们和人类团体抱有明显的成见发生了矛盾。我向来是一匹拉单套轻车的马，我也不曾全心全意地献身给自己的地区、国家、朋友、亲人和家庭。所有这些关系引起我对孤独的向往，而且对摆脱这些关系与外界隔绝的意向与年俱增。我尖锐地感觉到缺少理解和同情，这是由于孤独造成的。但同时我也感觉到和未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会部分地丧失冷漠和同情心。但是，这个损失是不以种种意见、习惯和闲话所左右，也不为把自己的内心平衡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所左右作为补偿的。”

一个孤独的和向往孤独的观察者也是社会正义的狂热捍卫者。在同人们交往时思想开朗、诚挚爽快，同时又急不可待地渴求人们（无论是偶遇的交谈者、朋友、家人）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爱因斯坦的形象显得非常矛盾。可是就在这些矛盾中，你总可猜测出一种深刻的和谐。

首先，把“观察者”一词用在爱因斯坦身上要有重大保留。这个词可能更接近于“纯粹描述”的维护者，尽管不完全相同，事实上，每个学者都不是停留在现象论的立场上。爱因斯坦是一个“严格实验”的大师，他对自然界施行穷根究底的盘诘，强调科学概念的能动性，他不是通常意义的观察者。不是克服直观的“显然性”，不是深入到只有借助于积极的实验才能加以判断的诸过程的世界中，还算什么相对论呵！对爱因斯坦来说，认识过程——这就是干预自然界的过程。它同用人们生活的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是不可分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观的理性、秩序性、规律性、因果制约性的结果。从对宇宙和谐的强烈追求中生长出一种“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但是，日常交往和对人们的日常帮助很少使这种兴趣和这种感情得到满足。还在20年代，爱因斯坦本人就说过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看出他对孤独的向往已经同爱因斯坦的巨大的社会积极性结合在一起了。

科学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交错结合，对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的广泛理解或者即便是感觉，在科学界还是属于未来的事，其实是不太遥远的未来。也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就像在物理学本身的问题上一样，爱因斯坦在20年代和30年代同数百个物理学家打过交道，这些物理学家在本世纪中叶比这大得多的程度上对早在20年代使爱因斯坦感兴趣的问题感兴趣。

爱因斯坦一生中的普林斯顿时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明显地缩小同“亲者”的直接联系，并同样明显地扩大同“远者”（远离爱因斯坦职业兴趣的环境）的联系。在30、40和50年代，爱因斯坦对占压倒多数的物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置身事外。他在搞极其复杂的数学理论，然而它们是服从于一个在普遍性和困难性方面硕大无比的任务。爱因斯坦致力于建立统一场论，在这种理论中根据统一的规律得出粒子的所有的相互作用以及粒子自身的存在。这一想法的实现得不到物理学家们的赞同，外行人又一窍不通，并且整个说来连爱因斯坦本人也不满意。但这一想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在彼此更替的具体的解题方案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始终存在一个普遍公式：世界是统一的，世界是合乎理性的，世界服从于存在的统一规律。爱因斯坦的这一公式是同范围硕大无比的物理和数学理论概括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妨碍广大公众猜测这个想法之伟大。

爱因斯坦对这个非常广大的听众的感情越来越强烈了，这些听众不理会细节和专门问题，但追求宇宙和谐的思想。

相反，爱因斯坦的直接意义上的“亲者”却越来越少了，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感到自己非常孤独。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艾尔莎的大女儿伊丽莎在巴黎去世。自从大女儿死后，艾尔莎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她撇不下女儿的骨灰，把它带回了普林斯顿。玛戈尔陪着她。不久，艾尔莎的双目出现了病态。

这是心肾严重疾患的症状，艾尔莎卧床不起了。玛戈尔曾离家几天去了一趟纽约，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母亲完全变样了。爱因斯坦非常沮丧，本来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眼神充满无限哀伤，他对玛戈尔说：“你离家这几天，她差一点就放下武器，离我们去了。”

艾尔莎的病情越来越坏，爱因斯坦整日陪着她。艾尔莎对此倒感到欣慰。她对友人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对于他这样珍贵，现在我为此感到快乐。”

爱因斯坦在离蒙特利尔不远的湖滨租了一幢美丽的旧房屋度过夏天，他又开始扬帆游弋了。艾尔莎在美丽的加拿大森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