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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没有背景，来自最落后的地方，因为当时中国很快就要进联合国了，要一大批学英文的，所以才从贵州的山沟里面选了两个人到北京来，我因此有了这个发展的机会。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公平的，它是从各个地方挑选学习成绩最好的。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毕业以后都自己去找工作，自己找工作很多是凭关系找工作，除了自己找工作以外，我觉得学校和单位也应该建立一个推荐和考察机制，使那些真正品学兼优、没有背景的人能够真正走上为国家做更多事情的岗位。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处在过渡时期，如果说马上就消除那些靠关系找工作的社会现象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政府应该设计一种机制，一方面在分配方面基本放开；另一方面也确实应该吸收之前比较好的做法，使得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就像入世谈判有一个过渡期一样，在我们中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一套法治的、公平的机制之前，如何建立起一套过渡期措施来保证相对公平，减少不公，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这是我们在深化体制改革的时候应该着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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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艰难，不青春

◎白岩松

和前辈不一样，80后这辈人被称为“史上最难管的一代”。我们现在要重新关注青年问题，因为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比如以蜗居为代表的住房的压力，以蚁族为代表的“北漂”一族。当然，我只是用它做代表，并不是在北京漂的就是“北漂”。还有某些电视剧体现出的职场焦虑，等等。

第二，机会不如以往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不再像前两代人比如50后、60后，甚至部分70后那样，机会随时可见。大家觉得好像很痛苦，其实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对正常的时代，机会相对平均，而不会是属于某一两代人的特有情况。

第三，青年心理问题。以“富士康连跳”以及整个就业环境为代表，“宅”也好，“剩男”“剩女”也好，反映出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合理和合适的舒缓，将会演变成为社会的巨大冲突。其实，我这话说早了，从西亚到北非所发生的一些局部动荡，其实跟所在国家青年人很高的失业率有很大关系。北非有些国家青年的失业率甚至达到30％～40％，这些国家的冲突最初来自年轻人的绝望。当然中国在这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绝望是一无所有，现在中国的冲突可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某种利益。比如陆续出现的“拆迁风波”，是要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在一无所有下的绝望。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等等。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体现出来的焦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要重新看待。

第四，同样是打工，与过去的期待不一样。我们还在想80后问题的时候，90后已经以更加生猛的姿态闯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讨论农民工城乡冲突问题的时候，连90后也都已经走上了打工的道路。也就是说大家对80后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完的时候，90后快把80后拍在沙滩上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们和过去的期待不一样。50后、60后、70后打工的时候，他的全部梦想不是为了自我实现，而是为了改变家庭的境遇。

中国最早的农民工出现的时候，他们什么样的压力都能忍，什么样的艰苦条件都能忍，因为他们的身后永远有自己的年迈父母，还有成长的弟弟妹妹的压力，反而心理问题和冲突很少。但是现在不同了，80后和90后的这批人，即使在农村，也没有沾过土地。他们从小在现代的互联网环境中长大，县城里的网吧比城市里更凶猛，很多孩子只是跟爷爷奶奶长大，而没有跟父母。他们拥有一种更宽松的、纵容的东西。现在去一些小的县城和乡镇，那里网吧和孩子的发型，要比大学里更现代化。这代人，背负的并不是家庭命运的改变，背负更多的是自我实现。

现在年轻人没有人再回头看那几代人的青春，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挑战。哪一代的青春容易呢？季羡林先生离开母亲去了德国，“二战”爆发，回不了国，十年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巨流河》这部书，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写四川、重庆，写抗日战争那个时候。看一看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似乎一切都好，那个时候女生已经得到了最大的待遇，住庙里，不错了，每天的战斗就是和臭虫的战斗。但是我依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