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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矛盾的异常现象。近些时候，他们又引入了新的模型，更准确地描述人们碰到经济选择时会怎样采取行动。在这些模型中，狭隘的自私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人类动机；背景环境影响评价；此外，它们明确地考虑到了系统化认知偏差造成的后果。

尽管以上创新令得行为经济学家能够以更实际的观点解释人们如何进行经济选择，民众对经济学仍然残存怀疑，这妨碍了我们到公共论坛上进行讨论。由于传统模型的预测太常出错，碰到它们对的时候，读者往往也对其意见大打折扣。举个例子，2008年夏天，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女士提议缓征美国联邦燃油税，ABC新闻台的乔治·斯特凡诺普洛（George　Stephanopoulos）请她举出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赞成这种做法。希拉里倔强地回答说，“我才不要上经济学家们的贼船呢！”民意调查显示，参议员女士把经济学家们扔下车的决定，帮助她在随后的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初选中取得胜利。

有了行为经济学，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讨论经济选择，又不侮辱读者的智慧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一直在撰写专栏谈及此类选择。有些讲的是华盛顿政策决策者们所面临的经济决策；另一些谈的是华尔街涌动的储蓄和投资决策；还有一些以普通消费者日常所遇选择为题。尽管我写它们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尚未宣誓就职，但它们无疑和未来几年里我们要面临的诸多政治、经济和人事决策直接相关。

文章按主题划分，涵盖了读者在经济学领域可能会碰到的大量问题——从约翰·肯尼迪的“不要问……”为什么如此深得民心，到人们为什么要自愿曝光不利信息。然而，倘若有人接受我的看法，认为经济学谈的无非是稀缺背景下的选择，那么，所有的选择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抉择。

行为经济学革命并未改变这些选择背后蕴含的基本经济问题，也即人类的欲望固然无止无尽，满足欲望所需的资源却是有限的。结果便是每一回合我们都面临着权衡与折衷。要想更多的拥有一件好东西，必然要放弃其他一些好东西。

序言（3）

不明智地加以权衡，就会造成浪费。传统经济论述——比如已故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1975年出版的《公平与效率：重大的抉择》——让我们习惯性地以为，效率和公平这对目标无法同时实现。故此，不少人相信，为了追求公正，免不了要忍受一定程度的浪费。但这里，我要提出相反的观点——不管何时何地，效率总是推动公平的最佳途径。

光从定义上来看，这种说法站得住脚。毕竟，任何能做大经济蛋糕的举措，都有可能让每个人分到更大更厚的一块。当然，它并不保证人人都自动得到一块更大的蛋糕，故此再分配是有必要的。

可哪怕是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效率和公平也往往和谐一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尽管累进税收制度有利于公平，但却会扼杀创新和活力，令国家陷入贫困。行为经济学新近的研究却暗示，累进税收的作用恰恰相反。诚如我在论及金融顾问行业的文章中指出，降低收入最高者的适用税率，恐怕会增加对冲基金经理的从业人数，减少教师和工程师的数量。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合格的教师太少，想当基金经理的人却太多太多，减税政策肯定会让经济蛋糕缩水。

行为经济学新近的发展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解决了保守党人和自由派人士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许多争议。故此，我在谈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文章中指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发展，支持了自由派人士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只不过立论基础和自由派人士所说的完全不同。比方说，自由派人士一直主张，要立法保障工人的安全，使之免受掌握了市场力量的企业的剥削；保守党人却一贯认为，这种法规往往会对传统上看来竞争最激烈的劳动力市场造成最强的冲击。但这里还有一种更站得住脚的说法：工人支持安全法规，原因和冰球选手支持戴头盔的比赛规则一样。

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解释说，冰球选手不戴头盔滑冰能获得竞争优势，大概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听得更分明。可是，倘若所有选手都不戴头盔滑冰，每支球队取胜的几率跟所有选手都戴头盔时一样。这样一来，头盔规则的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职场安全条规的吸引力。工人接受危险度更高的工作，可以挣到更多钱，购买位于更佳学区的房子。然而，要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