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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转内阁明发，天下人皆以皇帝天生仁孝而感动，不过立刻也有奕等人上章，请求皇帝循旧例，以日易月，持服二十七日，皇帝不听。

后来更有诸王大臣与国子监学生数十人上章规劝，皇帝不好把这些人的意见全数驳回，这才以‘国事繁重’为由，‘勉从所请’，不过在新一封的上谕中说，自己还是要在宫中守‘心孝三年’，这是天下人无法置喙的，只好由他去了。

皇太后的梓宫停灵在澹泊敬诚殿中，距离启灵还有几天，皇帝驾临书房，要听袁甲三讲书。这种讲书就是从康熙朝传下来的，所谓的经筵日讲了。讲书的内容都是《四书五经》、《治平宝鉴》或者《帝鉴图说》中的内容。

经筵日讲本来是因为康熙皇帝临朝的时候年纪很小，便从大臣中挑选一些才德俱优的，用文字、图画类的书籍给皇帝讲述前朝历代贤主的嘉言懿行。后来，康熙皇帝年龄渐长，再用这样文字浅显的书籍教授就显得不大合适，便改为四书五经之中的内容——不过，经筵日讲的名称呼却一直沿用了下来。

这一次袁甲三要给皇帝讲的，就是五经之中易经的一段，是《易经》系辞首节。

皇帝读书极多，腹笥也很丰厚，这样的内容与其说是给他讲，不如说是给和他一起听课的王公大臣们讲。

袁甲三是河南人，不过多年居官在京，说得一口很清晰的京味儿口音，他说话的声音又很洪亮，皇帝喜欢听他说那些前朝闲主的德行还在其次，听他说话好听，倒成了主要的目的。

听他说完，皇帝问他：“朕记得，当年圣祖皇帝曾经于南巡北返之机，临幸衍圣公府，行三跪九叩礼，为古文尚书是否存伪之事，与孔东塘有过好大的一番争辩，可是有的？”

袁甲三想了想，点头答说，“这，有的。圣祖皇帝一代雄主，于曲阜衍圣公府跪读祝文，行旷古绝无的三跪九叩礼，实在是汉家道统，一脉相承，绝无他虞了。”

皇帝莫测高深的一笑，又问道：“那，古文尚书真伪考呢？”

康熙二十三年的时候，皇帝东巡，‘时逢甲子，乘时命驾’，其实内中有很大的深意。三藩夷平，偃武修文，康熙十八年特举博学宏词，本来是想罗致前朝遗民志士，同开新局，但岩壑之间的大儒如顾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等人宁死不出，而朱三太子尚在民间，终是隐忧，如何消除这些隐患，是皇帝无日不萦怀的一个问题。

后来给他想出一个办法来，治国之道无它，民之所好而好之，不过仅仅如此还不够，因为长期下去，必成迁就，还须教化。然则满洲又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教化百姓的吗？当然没有

拿皇帝自己来说，从小读书明理，读的是什么书？还不就是汉人留下来的书吗？亲政之后，治国平天下，是从哪里来的道理？不也是得力于汉人留下来的书吗？

转念至此，皇帝大彻大悟，要想长治久安，唯一的出路就是认同汉文化他在想：择善固执，不立门户，朕行孔孟之道，则受孔孟熏陶的汉人，自然以万乘之主视朕因此东巡的第一件要务，就是瞻仰阙里，敬礼先师。

消息传到曲阜，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又是兴奋，又是害怕。兴奋的是，自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因封禅顺道拜谒孔庙以来，历时六百八十年，始再有天子幸阙里；担心的是，他的祖父衍圣公孔元直在顺治初年碰过一个很大的钉子，是为了薙发。

当时薙发令下，有两句简单而狠毒的口号，就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孔元直又想留发，又想留头，便由原任山东知府叫孔文謤的上了个折子，说‘礼之大者，莫过于冠服’，而孔家‘自自汉暨明，制度虽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来，为之或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遵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唯圣裁。’

折子呈上去，得旨是：‘薙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謤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从宽免死。着革职，永不叙用。’

表面上是在训斥孔文謤，实际上是在训诫孔元直。到了这一次康熙临幸，会不会有什么一反‘攘夷’而改为‘尊夷’的举措，不能无忧。

到了十一月初，皇帝在江宁特遣大员祭扫明孝陵，并御笔题‘治隆唐宋’匾额一方，这一次，孔毓圻才算是彻底放下心来。

十一月十六日，御驾北还到费县，颁下上谕，祭孔以后，还要举经筵，‘于孔氏子弟选取博学能讲书人员’，先撰写讲义进程，题目由皇帝圈定，就是《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而中选的讲书人员，就是孔尚任。

经讲完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