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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罢免决心，任何抵制都没有了力量。1999年5月24日，启动罢免的前一天，有记者来到黄祝华的住处。黄指着一间凌乱的房屋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所有的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该记者在工作室看到两张并排的办公桌依窗而置，上面是一堆指导罢免的图书和审计报告。

第二天，期待已久的罢免正式启动。法兰西电视台等境外媒体都做了正面的报道，均以此为风向标，称许中国民主的进步。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5）

盗窃账簿案连着敲诈勒索案

1999年9月15日，罢免案的发起人吴锡铭，在民选中胜出，就任寮东村委会主任，弥补了潘义汉被罢免后的“权力真空”。

然而，自5月25日潘义汉被“倒阁”至9月15日吴锡铭“组阁”，短短110天内，寮东村发生了两起案件，公安两度出手，印证了人们所说的“斗争残酷”。

1999年6月10日早晨，村财务清查小组的成员发现12个小时之前封存的7本账簿被盗窃。村财务清查小组是一个临时性组织，诞生于潘义汉被罢免之后，成员是村民公开推选的12名村民代表，组长是黄祝华。该临时性组织的意图极为简单：进一步揭开原本富裕的寮东村何以亏空的盖子。

黄祝华很奇怪，账簿全部封存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文件柜里，为何不翼而飞？黄在现场发现，存账室门锁旁有四道锐器撬痕，气窗被砸3个洞，砸碎的玻璃扫进门外的废纸篓，门被反锁好着，室内的彩电音响却完好无损。

黄去警察局报案。案件的特殊性，驱使瓯海区成立了由公安牵头、纪委检察院介入的专案组。案情分析一点都不复杂：

从现场看，村委会办公楼的一楼和三楼的铁拉门都是钥匙打开的，而放账簿的办公室气窗玻璃却被打碎。可见，嫌疑人是上楼后爬窗入室的；

从内容看，文件保险柜里有账簿85本，失去的只是1997年至1999年间部分月份的账簿。可见，嫌疑人对账簿进行了筛选，也就是说，嫌疑人是熟悉财务状况的；

从时间看，作案时间恰逢财务小组深入查账之时。由此推断，嫌疑人或者是要制造混乱，或者是要毁灭账簿上的证据。

总之，嫌疑人一定是与账簿利害攸关。

账簿盗窃案，非但影响了查账，也使得原定6月26日的换届选举被延宕。村民的愤怒、唏嘘和不满，震惊了中共温州市委。温州政要的关注，加速了专案组的进展。排查到末了，目标锁定在潘义汉身上。7月7日上午，没费什么周折，潘就交代了自己和另一村民盗窃并烧毁账簿的所有细节。

当年的《温州人大》杂志有段描绘潘盗窃动机的文字：潘义汉被依法罢免后，一直愤愤不平，认为有人从中与他作对，村里成立财务清查小组，他更觉得有人同自己过不去，对任职期间财务制度之混乱他自己最清楚不过了，于是终日内心惶恐。特别是听说6月8日查账小组已将账本从村会计处领来清查，更引起潘的惊慌不安。6月9日晚，潘义汉铤而走险，叫上同自己较为要好的村民王某，用尚未交出的村委会铁拉门的钥匙，进入村委会，将其中的7本账簿盗回家，并将其烧毁。

案子破了，组长黄祝华当然很高兴。不过，他显然高兴得太早。一场牢狱之灾正向他悄悄逼近。

1999年8月10日，黄被老婆的一个电话喊回了家。以为有什么事情的黄，没料到派出所的警察早已为他的到来，做好了伏击前的准备。黄回忆近六年前的那一刻，语带哀怨：“所长我认识，他对我讲，不是我要抓你，小黄。”除了束手就擒，他没有任何选择。与黄同一天被拘留到看守所的还有徐长青、李三豹等5人。

黄祝华说自己被冤枉了，吴锡铭说黄是替自己受过。但找不到被人陷害的证据，他们最多也只能口头说说而已。

可公安局抓人却没有那么随便。1999年10月，瓯海区公安局发出487号起诉意见书，以大量证人证据证言，指控黄祝华等六人涉嫌敲诈勒索罪，并移送瓯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描述的事实大致如下：1997年年初，黄祝华等六人被寮东村第五、六村民小组50余户村民推举为代表，起诉村委会，要求返回金泰房地产公司付给的补助资金180万元。被征地的村民，依据每亩200元的数额，出资筹集25140元诉讼费用，请黄祝华等六人出面打官司。官司一再被驳回，集资的诉讼款也即将用完。六被告无法向村民交代，滋生了以这场官司系金泰房地产公司瓯江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