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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之用，并索取蒙古良马做为回报。王振暗地里与蒙古人打得火热；出于私情，在与蒙古人的国事交往中，他对蒙古贡使给予最惠待遇，加礼优待。明朝外交制度规定：蒙古每年到京来的贡使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而蒙古人为了多得赏赐，每年都多派贡使人京；王振只要蒙古人多给好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在乎国家财物的流失，法规被破坏。正统十四年，蒙古竟派了两千人组成的使团赴京，还嫌不足，在上报人数时又多报了一千人，想冒领三千人的赏物。这次，王振因为蒙古人送给他的礼物不满意，坚决不允许蒙古人占便宜，他指示部下按贡使的实际人数发给赏物，并拚命压低蒙古贡马的价格，仅付给应付钱款的五分之一。蒙古贡使又恼又羞，回去向太师也先诉委屈。也先听了，勃然大怒，决意报复，便纠集诸部，招募了两万骑兵，亲自挂帅，举兵南犯。

蒙古人本来就骁勇善战，此次更是兵精马壮，士气高涨，不几日，蒙古兵长驱直入，勇不可挡，明朝边防军节节败退，北部军事重镇大同成为虎口之食，于是边报频传，连连告急。

王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责，恨不能赶快平息这场战乱，但他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异想天开地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以天威震慑也先，迫敌退兵。英宗也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定能马到成功，便急于一显身手，他也不与朝巨商量，轻率地作出了决定，下旨诏示群臣。文武朝官听到御驾亲征的诏令，万分吃惊，其程度不亚于接到边地告急的情报。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及支部尚书王直苦劝英宗千万不要亲自率兵出征，其言发自肺腑，入情入理，陈述道：“天气炎热，旱气未回，青草供应不足，水泉犹塞，人畜所需，确有困难。况车驾远行，四方急奏，不能既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请求英宗选派干将援救大同。可是，英宗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只受王振一人蛊惑，当即下令：如有再进谏者，杀无赦！

第二天，英宗聚集了五十万人马，带着一百多名文武官员，仓促起程。

由于备战不足，指挥不利，明军在行进过程中几次出现严重失误，兵部尚书邝野被乱军济下战马，跌成重伤；不少军士因粮饷供给跟不上活活饿死；加之不断传来前线战事不利的消息，军心涣散、士气颓丧，随驾大臣几次恳请英宗回銮，都被王振阻止，他不仅当面辱骂劝驾的大臣，还罚他们跪在草地上“反省认错”。

到达大同后，听说周围有伏兵，贪生怕死的王振慌忙传令军队撤出大同，数十万人马争相撤退，军容大乱，自相践踏。也先乘机奋起追击。

王振开始命令军队向他的家乡蔚州撤退，他打算借此机会让英宗及文武官员看看他在家乡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宅院，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势。走着走着，王振又后悔起来，他想到几十万兵马远道而来，又缺少粮草，到了蔚州，难保不拿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充饥。于是，他又改变命令，改道东行，急奔宣府。

王振把五十万大军呼来唤去，使兵士疲惫不堪，满腹怨言。更糟糕的是，贻误了军机，为敌人争取了时间，明军退至狼山，便被也先追上了。为了掩护英宗撤退，成国公朱勇率领三万勇士奋勇抗敌，不幸陷入重围，为国捐躯。

王振跟着英宗逃命，逃到离怀来县城约二十里的土木堡，王振突然发现载有自己私人财物的一千多辆军车尚未跟上来，为了不使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他不顾皇上及数十万将士的安危，下令就地宿营。大臣们进言应该入城宿营，王振将意见压下不报英亲。

只一夜工夫，也先率兵逼近，控制了土木堡周围的交通要道，包围了英宗和明军。

土木堡地势较高，缺少水源，几十万明军饥渴难耐，咽喉冒火，士兵们怨声载道，骂不绝口。王振见局面有些失控，害怕有人拆穿他的底细，就严禁大臣们接近英宗，他和几个心腹寸步不离英家左右，把英宗严严地蒙在鼓里。

蒙古兵发动了几次进攻，都被明军挡了回来，也先感到兵力有些不足，便使用计谋，打算智取。他派人前去讲和，走投无路的王振毫不怀疑此中有诈，当即满口答应。趁明军放松警惕之机，也先指挥蒙古骑兵杀人阵营，将明军杀得落花流水，毫无准备的明军晕头转向，顷刻之间，数十万大军全线崩溃，个个抱头鼠窜，哭爹叫娘，争相逃命，又有许多人互相践踏而死。半数以上的将士死在乱营之中，剩余的二十几万人马、连同作战物资、武器装备、统统成为也先的俘虏和战利品。

眼见几十万大军毁于一旦，英宗及随行的文武官员失声痛苦，英宗护卫将军樊忠怒火中烧，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