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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看了电报，既惧又气，随即派人到开封对赵倜大兴问罪之师：“这算不算是卖友行为！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听不听由你，几时强迫过你来！”赵满面羞惭地说；“我上了别人的当。我久想辞职，而老弟却要挽留我。以后我在职一天，一切唯老弟的命令是从。”吴佩孚就写信叫他迅速筹解军饷三百万，暗示这是一个将功折罪的条件。但赵的手下认为代吴筹饷，可能会引起军队的解体，尤其是在军队有欠饷没有发的情况下。赵倜于是把心一横，决定与山东田中王、安徽张文生建立三省同盟条约，准备兵来将挡，与吴对抗到底。

张作霖没想到自己这一招不仅能挫了一下吴佩孚的锐气，而且还能在吴的眼皮底下催长起一个肉钉子。他为此高兴了好几天，但不久后冯玉祥的事却更使他觉得有趣。

那是1925年的事。自从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与张作霖两人成了北京政府的幕后人物，两人常常为一些利益而相互磕磕碰碰，而被他们抬出来作总执政的段祺瑞则早已失去昔日威风凛凛的条件而完全沦为了他们的傀儡。5月，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扩张计划，认定必须首先占领北京，于是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让奉军加派两个师进驻北京。段害怕自己因此而成为一个十足的政治俘虏，对张的这一要求坚决反对。张作霖除了向段打一个电报说，奉军开进北京已取得冯督办的同意算作交待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关来。从五月二十一日起，奉军在京奉、津浦各线扣车运兵，兵车络绎于途，人心大起恐慌。对于奉军入关，冯玉祥原先采取忍让的态度，并撤出北京的部分防区让予张作霖，但此时奉军的进逼之势，使他再也坐不住了。为了探明奉军入关后的情况，他派参谋长刘骥到天津侦察奉军的动态。

刘骥到了天津后，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基本上摸清了奉军的布防情况，并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然后把它投邮寄往张家口。冯玉祥的总部设在那里。不料这封密信被奉军的邮件检查员查了出来，并转交给了张作霖。张作霖看了这封详细、准确地描述奉军驻防的信，大吃一惊，心里咒骂冯玉祥不是人，表面上不反对，却暗中在谋划对付他。该怎样处理这事，张作霖苦想了一番，来硬的不行，这只会给对方提供动武的借口，并使自己处于众矢之的位置上。于是他还是用老办法，不作声张，只在信尾上注了几个字，仍然封好发出。冯玉祥收到后，不禁吓了一跳。为了掩饰自己，冯玉祥连忙向张作霖作出解释说，这完全是刘骥的个人行动，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并忍痛撤掉刘骥的参谋长职务，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但在张作霖看来，这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措，不打自招，真是欲掩而弥彰。但他觉得既然已达到了吓对手缩回去的目的了，所以也就不再深究。这样他与冯玉祥的关系又不至于被弄破，还能讨个好人情呢！

机警狡诈反复无常的沈鸿英

粤桂战争结束后，广西形成了以陆荣廷、沈鸿英、李宗仁和黄绍站各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分别以南宁、桂林、玉林为中心合演了一部龙争虎斗的历史剧。

陆荣廷与沈鸿英两人有宿怨，为了能保证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吃掉对方，他们都向力量较小的李宗仁和黄绍竑伸出了联合的手。由此拉开了三方争斗的帷幕。

面对沈鸿英的邀请，李宗仁断然地加以拒绝。因沈鸿英在粤桂战争中倒桂投粤，对这种叛变的性格李宗仁很是反感。对于陆荣廷，李宗仁虽没有什么仇，但也不想跟他合作，以免日后被吞并。可眼下还不能跟他断了，所以李宗仁对他则采取虚与委蛇的应付态度。但黄绍竑就不一样了，他被沈鸿英说动，准备率所部向广东进发，与李宗仁脱离合作关系。临行前来与李宗仁告别，并向李宗仁征求对他此行的看法。

李宗仁听了黄绍竑介绍原委后，考虑到黄是一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于是坦率地对黄绍竑说：“我很支持你向外发展的想法，但怎样发展很值得考虑。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法国和国际工人，四处树敌，最后必败无疑。如果你以区区五、六百支枪的小部队去归附他，一旦沈军崩溃，你能保全下来吗？况且沈鸿英为人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依附他以求发展，有如探虎穴，凶多吉少，而与之同流合污，则势将终身洗刷不净。”

听了李宗仁的分析后，黄绍竑解释说：“我只是假借他的名义东下以图发展，井非真诚附冀于他。”李宗仁说：“你想向东发展，必须考虑到，自孙中山回广州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