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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早已被打倒，康生这么做是想借此让群众把矛头指向林彪的仇人，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经康生这么一说：“二月兵变很快在北京，全国流传开来。

林彪立即接过康生抛过来的政变绣球，要求吴法宪、李作鹏赶快去找材料，中心就是陷害贺龙插手空军和海军，想把这两军作为搞反革命政变的基地。这两种编造的材料抛出后，贺龙就不明不白地被捕了。但麻烦的是没有过硬的罪证材料，林彪心里有点发虚。此时，又是康生出来解围。

他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了贺龙是怎样搞兵变的：你们知道吗？贺龙在北郊修了个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给体委发了枪炮，大炮就安在什刹海，对准着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的玉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

这么一位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出来说话，而且说得又是那样的有鼻有眼，哪还有假吗？人们原先所存的一点怀疑此时也都消散了。贺龙此时就是有翅也难飞了，更何况野心家正想要他的命呢？林彪为此对康生大加赞赏。

康生讨好林彪的另一着是编《林彪文集》。1969年把中央党校的心腹叫来交代说：“你们要把林彪文集印出来，规格同《毛泽东选集》一样，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时间要抓紧，对外要保密。”

经过一年的时间的忙碌，《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闪闪发光的烫金大字。印完后，康生恭恭敬敬地把样书送给林彪。但这一次他留了一手，先不急着发行，要看一段时间再说。林彪拿着这金光闪闪的《林彪文集》，十分高兴，称赞康生为不可多得的智囊人物。没想到康生这一手算是留对了。林彪于1971年“九·一三”摔死于温都尔汗。他不禁一叹：“好险呵！”然后下令把那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送到了纸浆厂里，秘密地销毁。

1966年12月，姚文元《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为此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即《二月提纲》。康生作为小组的成员也参加了讨论，当时彭真曾征求过他对《提纲》的意见，他摇摇头说：“没有了。”他本人还亲自圈间过，并顺道与彭真一起到武汉向主席汇报。

时隔一个月之后，当他与江青一起向毛主席汇报时，却意见颇多了。他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这是包庇吴晗。他们也是反对主席的，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他们明目张胆地与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他又继续挑拨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彭真等人控制的单位，一直按兵不动。他们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当毛主席给《二月提纲》定性为“错误的”以后，在五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大会上，康生除了向《二月提纲》发射猛烈攻击以外，还说：“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一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的产物。”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结果彭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而康生则是吉星高照。他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一六”通知。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顾问。这个小组后来获得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权力。康生也随之达到了一种几近一下之下，亿人之上的地位。

但是，捣鬼有术，也有效，但不会长久。总有一天是被人识破的。康生生前虽对他的这些阴谋诡计掩饰得较巧妙，但死后人们还是恢复其野心家、阴谋家的本来面目。真应验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四人帮”胆敢改遗嘱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传出，举国震惊，万象哀鸣，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可是，当人们还没有从哀痛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在中央高层围绕着毛主席的遗嘱正在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权力斗争。

遗嘱内容在当时当然是属于高级机密的，一般人自然无从知晓。

该遗嘱是毛主席病重期间写给华国锋的，内容只有三句话：“一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很快在政治局会议中作了传达，但他当时绝没有料想到后来会由此生发出那么多的事的。

9月16日，华国锋一直忙到深夜十一点，才从人民大会堂临时办公室回家。按惯例到家后，他还要批阅完秘书放到小竹筐里的所有文件才去休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