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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是有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徐向前愤然退席。会上不仅不听陈再道的解释，吴法宪还带领几个打手冲进会场，抓掉陈、钟等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让他们讲话。会议休息期间又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员对他们进行武斗。会议开得很长，吃过晚饭后再开，陈等人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不住，陈便对坐在那里不讲话的康生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话还没说完，康生就恶狠狠地打断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他们这样大加讨伐，主要是为了吓唬人，让人不敢再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否则其下场就和陈再道等人一样，“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月27日，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的科学客观世界相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的世界。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有了这一顶顶可怕的大帽子，陈再道、钟汉华想在劫逃脱是不可能的了。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钟的职务。但批判陈再道、钟汉华不过是他们的借口、手段，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全国、全军范围内掀起一场“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因此，他们在批斗陈、钟的同时，也着手大搞舆论宣传。7月22日，也就是王力、谢富治乘机返回北京的当天，林立果就迫不及待地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零事件”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社论、评论、文章、图片连篇累牍。中央文革在研究“七·二零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对“揪军内一小撮”叫得最凶。他说：“为什么不能搞军内一小撮？”7月25日，他告诉王力，谎说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除了大搞宣传之外，他们另一手就是发动各地造反派去闹，以造声势。

7月30日，蒯大富在清华召开有各地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上传达林彪的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态”。同一天，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也在武汉传达王力、关锋的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党内的—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掀出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一时间，浊浪滚滚涌来，铺天盖地。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造反派冲击军队，揪“陈再道式人物”的事件。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领导同志被打成了“七·二零事件”的“黑后台”，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多次被抄。许多军区负责同志惨遭迫害会主义的建立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政治结构的简单转变，，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地造反派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的指挥陷于失灵状态。

就在他们干得起劲，干得高兴的时候，毛泽东震怒了。1967年8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两篇关锋起草的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毛泽东看后挥力批示说这是“大、大、大毒草”，怒喝：“还我长城”。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多次划掉了“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批示说：“不用”，退给了林彪。这种情况是少有的。

林彪、江青一看情势不妙，立即慌了起来，急着找借口为自己解脱责任。叶群立即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队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只是后来别人加进去的。谁加上的呢？江青、康生则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而且他还是舆论总管，主要怪他。陈伯达处境危急，只好求助于第一夫人。考虑到把陈伯达打倒了会引起全国反对“中央文革”，因此江青、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不久姚文元探听到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吓得急急地辩解说：“《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江青、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