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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迎会上说，宁、汉分裂双方都有责任，不应相互指责。还表示二届四中全会后，将亲到奉化请蒋介石复职，他自己将引咎辞职。9月9日，他到达上海，参加宁、沪、汉三方举行的谈话会。胡汉民因其曾到武汉追随过共产党，所以很看不起汪精卫，尽管汪精卫后来反共也不下子蒋介石。这次也拒绝了汪精卫的求见。汪精卫为了讨好胡汉民为代表的沪方，提议先在上海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并请蒋介石也来参加。蒋介石听说后，只是笑笑，他知道现在只是各派争斗正烈的时候，现在出去了，也会被纠缠得精疲力尽的。他要等到他们斗得疲惫不堪时，再出来收拾。于是蒋介石暂时告别中国，到日本去追宋美龄去了。

再说宁、沪、汉三方经过协商，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为中央临时机构，行使中央职权。汪精卫及汪派大受排斥。于是汪精卫在李济深的邀请下，由张发奎派人接到了广东。李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巩固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和利用汪精卫的声望。以加强自己政治地位的需要，可是，不久，张发奎和汪派却联起手来，图谋将李济深和桂系逐出广东。李济深感到汪派在粤，总是祸根，想由桂系黄绍竑出面，把汪派及张发奎的第四军赶走。

正在双方矛盾激化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打击报复检系，大搞联蒋反桂活动。他曾派宋子文到广东活动，与汪派密谋驱逐李济深及桂系出广东，把广东建成蒋、汪联合反对特委会的基地。宋子文还向汪派表示上的根本转变。断言马克思的著作可分别属于两种截然不同，只要汪派夺得广东大权，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即来广东，与汪合作，建立中央。当蒋从日本回来后，即电请汪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由于形势已变得对蒋有利，蒋来到广州去。改招汪到沪在宁、沪间煽动反对特委会，与广东的汪派相互配合。

汪精卫因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干是大胆地与张发奎密谋起具体的驱车倒桂计划。经过精心策划，确定张发奎在香港躲进幕后，汪精卫则以偕同李济深赴沪开会为名，把李济深引开，然后由军长黄淇翔出面举行兵变。十一月十六日，汪张按计划行事。

当11月18日，汪精卫携同李济深在上海登岸时，兵变已经发生，桂系在粤部队急忙向广西撤退，汪派掌握了广东的一切大权。李宗仁、白崇禧害怕粤兵进入广西，忙打电报给张发奎、黄琪翔，称：“桂军已全部返桂，请停止内战，等待中央解决”。李济深则通过拆斥顾孟余、陈公博与张发奎、黄琪翔串通一气，指桑骂槐地责骂汪精卫。这下南京的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反汪派一下子抓住这次事变攻击汪派，说汪精卫是共产党，这次事变就是他与共产党策动的武装起义。于是在上海、南京响起了反对汪精卫的一片呼声。

蒋介石看到这情景，心里直乐。这局面正是他所希望的。其实这一政变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计谋，他利用汪、张狠狠地打击了桂系，同时又使汪精卫处于众人指斥的地位。这样，国民党的大局桂系、汪派就没有资格去掌管了。于是无边无际的，而具体事物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量度空间一，各派都向蒋介石求援，希望他尽早复职控制全局。蒋介石为他的复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广州事变后，汪精卫到处受到打击，蒋介石为了对付他复职的最大障碍特委会，决定再联合汪精卫。因此，他处处为汪偏袒。作为回报，汪精卫在反对南京特委会上很卖力。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十一月十七日的广州事变，其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黄琪翔采取军事行动，是因为黄绍竑接受南京特委会的命令来到广州所引起的。把罪魁祸首转嫁到了特委会和桂系。

特委员的委员暴跳如雷。在12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汪派受到了西山派，桂系、李济深和反汪派的猛烈轰击。蒋介石暗自高兴，然后中间人身份出面禂停，力劝息争，称“为促成四中全会召开，应当捐弃成见”。争吵才渐趋平息。有趣的是在争吵中，双方都争着讨好蒋介石。汪精卫抢先在十二月十日的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他说：“惟有请预备会议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了汪精卫抢了头功，也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锡山、冯玉祥促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于是在这次预备会上自然而然地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这样，蒋介石复职的障碍—一特委会扫除了。